最感欣慰的是在先生的晚年，我们师生俩竟不期然而然地有了一次愉快的学术合作。盖先生自编校出版了《师陀全集》之后，即自感时间仓促、有所遗漏，所以常思有以补之，正好我和我的学生裴春芳在那之后也陆续发现了师陀的一些长短篇小说及其他佚文，也曾报告给先生。待到去年年初《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脱稿，刘先生决意开编《师陀全集补编》，2月间乃来函征询于我。对先生再接再厉的，我深为，遂尽一月之力，校录出手头的师陀佚文交给他，而厚道的先生收到校勘稿后，于3月19日来函说:这是一次难忘的合作，就署刘增杰解志熙合编吧。其实在我自己，能够襄助先生完成夙愿，则于愿已足，何须列名呢，所以复函恳辞，然而刘先生来函解释说，他如此提议乃是为了纪念师生合作的，所以要我遵命!明白了老师的心意，我只好遵命勿违了。当《师陀全集续编》于今年6月出版后，刘先生又来函说:感谢师陀让我们有了这次愉快的合作。的确，师生在学术上能够如此有缘合作，其实是不易幸遇之事。就此而言，我和刘先生一样都应感谢师陀的。
是的，难得是。犹记年轻时的我曾经困执于人生，乃遍读哲人的著作以求解惑，不料惑未得解而疑又丛生，不免感到一切合理化的解释其实都不过强作解人而已，唯觉大乘的哲学基础因缘论差可慰心耳。因缘论略谓，皆无自性，一切皆属因缘和合而生。这简古的说法足以解释一切有缘之有及其逻辑，即善故有，恶必有恶缘。我之得遇刘先生，诚然是幸而有缘，而刘先生之待我，当然是善而。而让我感愧莫名的是，去年年末的一天与刘先生通话，偶然向他说起当日催促我报考北大、后来又主动放飞我的往事，先生乃于12月18日的来函中做了这样的解释--
人生是缘。当你从西部高原迈进中原，也许最初只是一种朦胧，从你的背景，读书经历，见识，天资，，我感觉到，你完全可以走自己的。你所需要的只是提醒。比如，你需要在适当的时候进京，打开眼界。除此之外，你的内蕴，你的勇气，智慧，都够用，不需别人搀扶 ……
先生的人生是缘说，诚然于我心有戚戚也，但他以为我不需要别人的扶持，则是他一贯低调自持的谦辞。其实，我自二十二岁认识刘先生而至于今，整整三十年了，这三十年如果没有先生始终如一的善意扶持，则我肯定不会这么平安顺利地度过，那是可以断言的。
或许正因为浮世难凭吧，所以人生的因缘才弥觉珍贵。在此不禁想起了周作人氏早年译介的日本俳人小林一茶的一首俳句，乃有感于人生终于难以断念的，正是这因缘的系恋，所以有句云:露水的世，虽然是露水的世，虽然是如此。这虽然是消极的说法，而正不妨从积极的意义上来理解--人生既然有可珍贵的因缘，则纵使浮世又何必消极呢!其实，事大抵都可做两解。即如李商隐感叹年华之逝去而有诗云: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可朱自清先生却反其意而用之，欣然改为: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 我敢肯定，一向乐观豁达的刘先生一定会首肯朱自清的改写。古语云仁者寿。今当吾师八十华诞之庆，而仁厚如吾师者，其实是无须我来祝福的，而我禁不住的乃是对师生因缘、从学往事的回忆，所谓抚今追昔，委实感怀良多、不胜依依，所以谨撰这篇小文，既为师道仁道之存证，亦为个人生命因缘之存念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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