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说到考博，那也非我所自愿，而同样是被刘先生勉强所致。我的个性是比较被动的、保守的、知足的，并没有什么学术上的雄心壮志，而且特别恋家，所以在硕士的最后一个学期伊始，就拜托我的现代文学启蒙老师支克坚先生，请他问问大学和西北师范大学是否要人，很快得到消息说，两个学校都愿意接受我。想到从此能够在家乡的高校工作、可以就近照顾家庭、帮助妹妹们上学，这在我实在是于愿已足而别无他求了。可是就在临近毕业的前夕，刘老师却恳切地对我说:解志熙，你能不能留校工作，就算帮我三年忙，行不行?这让我很为难，然而想想如果不是河大的几位老师的优容和培养，我恐怕还在当孩子王呢，所以我还是同意了留校。而随后--大概是1986年的4月末吧，此时已决定我留校工作，而毕业论文也已完成，心里颇觉轻松，不料有一天刘先生却叫我去，要我报考大学严家炎先生的博士生，并且说他早已把推荐书寄去了。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并且也毫无准备，所以我心里并不情愿。见我犹豫为难，刘先生便激励我说:你还年轻，来日方长，千万不要以我们这些当老师的水平为准，甚至不要以河南的水平为准，要向全国最好的水平看齐，到去读读书、见见世面吧! 我就是这样被刘老师着、推动着去读博士的。不待说，这一步对我在学术上的长远发展，确是至关重要的，而倘若没有刘先生当日的激励和督促，我其实是不会走出这一步的，那也就未必会有后来的发展了。
幸遇名师这句话早成滥调了，而所谓名师似乎也被人们望文生仅仅理解为有名之师。其实，名头大的先生未必就一定是名师--有不少有名之师倒往往只把学生在自己的学术范围之内，使学生不能别有开拓和发展，而像刘先生这样自觉地督促和激励学生超越自己的老师，那需要何等的胸襟和气度啊，这才是无愧为名师的导师!而正因为有刘先生以及任访秋先生、赵明先生给我打下的这个基础，所以我到北大之初，也就没有一般从外地考入北大的硕士生、博士生初来乍到时常有的那种张皇失措的不自信状态，而对一些北大自产的才子才女之妄诞自是、夸夸其谈，也不免暗自好笑。当然，北大的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