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末我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次年1月答辩通过后，即给刘先生电话汇报、准备回开封，而刘先生为了让我稍为喘口气，说1990年的前半年就不给我安排教学任务了。这不啻给我了一个额外的机会，所以我决定继续留在，乘机再补看半年文献资料，为今后的研究多做点准备。就在那年盛夏的一个中午，我和刘先生居然在图书馆不期而遇。那天中午我抱着一大摞期刊穿过北图的大阅览室去复印台，根本没有注意别人，突然听见有人低声招呼我，回头一看是刘先生，原来他是乘暑假之机来北图查资料的。如此意外相逢，自然很高兴，但我们只简短说了几句话，就各自忙自己的事了。而我的补看资料几乎欲罢不能，快到预定上课的时候了，我才在9月末匆匆返回开封，从此开始了在开封的10年生涯。
在开封的这后十年间，我无论在工作上还是生活上，都一如既往地得到刘先生的悉心关照。比如我的婚姻问题，就是在刘先生的暗中关照下解决的。工作负担也不重，我被安排在近现代文学研究室工作，担任的教学任务并不多，课余主要帮着带带研究生。职称问题更近乎意外地在1991年底一揽子地解决了--那既得益于省里刚开始实行的破格政策和学校领导特意让我去钻的命令，当然同时也得到了刘先生的关照。而颇可欣慰的是，在刘先生的领导和精心引导下，那时系里的人事关系相当和谐，学术气氛颇为浓厚，而学校对一些拔尖的青年教师，尤其是学成归来的博士们的待遇，也可谓爱护有加、竭尽所能。我自己因为归来较早、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