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遇名师这句话早成滥调了，而所谓名师似乎也被人们望文生仅仅理解为有名之师。其实，名头大的先生未必就一定是名师--有不少有名之师倒往往只把学生在自己的学术范围之内，使学生不能别有开拓和发展，而像刘先生这样自觉地督促和激励学生超越自己的老师，那需要何等的胸襟和气度啊，这才是无愧为名师的导师!
整整三十年前的1983年9月，我从偏僻的西北乡村来到河南师范大学也即后来恢复校名的河南大学中文系，师从任访秋先生、赵明先生和刘增杰先生，攻读中国现代文学硕士学位。任先生的博通、赵先生的严谨，当然都给我们一帮学生非常深刻的影响。刘先生当时年当四十五十之间，按那时的说法他还是中青年学者，实际上代任先生主持系务，而为人宽厚和蔼，所以在三先生中，我们这些学生请教较多而且觉得比较亲近的还是刘先生。我们那一届研究生，李天明兄、章罗生兄来自湖南，我来自甘肃，出自河南本省兼本校的只有袁凯声兄，再加上一个来自天津的生张宜雷兄。毕业后有三人回原籍工作，留校的是凯声兄和我，凯声兄后来调到郑州，我则在外念书四年后又回到河大工作十年，于2000年调走。回想在河大的十三年间，我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上受刘先生的、鼓励和关照之多，难以尽述，此处摘叙一二亲历故事，从中亦约略可见吾师宽和仁厚、属意高远的为师为人之道。
大概是1985年的后半年吧，我们该准备硕士论文了。对每个研究生来说，毕业论文无疑是最大最难的。当时的我也不例外，所以很担心，生怕选题不妥、论述不慎，过不了答辩关。起初为保险起见，我曾经想做一个作家论，比如师陀或者沙汀，觉得这样的选题比较好处理一些，也比较稳妥而少。可是刘先生却再三鼓励我说:不要那么谨小慎微啊。现在学术方法正在更新，你们师兄弟总得有人尝试做一个比较大的、比较新的题目，哪怕做得不很成功，也比走老、轻易完成一个老套题目有出息啊。你何不试一试呢?
正是在刘先生的鼓励和推动下，我才选取了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的艺术特征作为毕业论文的题目。应该说，这是一个比较大的课题，而且也是当时的一个艺术难题--唐弢先生当年在，曾经公开点将，希望有人能够解决它。而那时的学术界人士普遍地比较习惯于对文学现象的社会思想分析，在艺术的把握分析上则大都不知从何下手。所以我所能依赖的其实也就是自己平时喜欢乱读书，对中外美学思想、外国文学稍为熟悉，加上1985年前后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