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深受照顾的我也常常有所不安和焦虑。那不安和焦虑并非对生活和待遇有什么不满足，而是惶惑于今后的学术研究究竟何去何从。就我自己而言，已经形成了一种学术习惯，喜欢在充分占有原始文献的基础上，做一些原创性的研究工作，而问题恰在于，开封和河大什么都不少，独缺现代文献--当年的战乱，使原始的现代文学文献几乎荡然，新购的书籍根本无法弥补这个巨大的缺憾，那时的网络上也没有任何旧期刊。虽然按河大领导的说法，只要我待在河大就可以，写什么不写什么都不要紧。可是想想自己才刚刚三十出头，从此原地踏步甚或退步回去，实在难以和甘心。即如那时我正在从事唯美-颓废主义文学研究，几乎全凭过去在的读刊笔记，而笔记毕竟不可能详尽无遗，并且引用时还需要找原刊核对，有些资料手头没有，只能拜托上海的师友复印，所以进展缓慢，自然不免焦急。如此情况短期内是无法改变的，然则长此以往，何以处之?所以心里颇为纠结。
因为不愿让老师为难，所以我的这些焦虑，当时并没有对刘先生说。然而就在1993年春初，我要出版一本论文集《风中芦苇在思索--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片论》，循礼请刘先生写序，而让我惊讶莫名的是，刘先生的序在表彰我的合同、回河大工作之余，竟然主动提出了在适当的时候还给我的想法--
无论如何说，河南与相比，学术总还是相差一大截。志熙回河南，分明有着对河南、对师友情谊的报偿。但愿这一感情因素不会成为对他的。就长远来说，我还是希望还给他充分的学术，让他走自己愿走的。
刘先生把这篇序的原稿特意复印了一份给我留念。老师为了学生的前途而想放飞学生的这份情谊、胸襟和气度，让我非常和震动。而次年夏在西安召开的现代文学研究会年会上，中文系主任徐葆耕先生邀我去，有感于他的诚意，我答应了，但我后来却一直拖着未办，甚至不好开口与刘先生说此事，因为那时河大正在用人之际，我实在不好独善其身。这事被的一些师友听说了，不免为我焦急。最近翻检旧物，找到樊骏先生给我的一些书信，其中1994年11月12日的一封，就是专门敦促我尽快办理调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