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能理解你在去留问题上的踌躇(如果换了我，也会这样考虑的)。贵校、贵系都有值得赞美之处。前年在你们那里开会，对贵校重视青年人才、贵系的融洽气氛，都留下很深印象。这些，自然都有利于工作，也让人感到温暖。但这些仍难以从根本上改变上述的不利状况。我读了刘增杰同志为你的那本书写的前言(读了三遍)，很受，觉得他虽然很矛盾，舍不得你离开，但也决不会阻拦你。当然，也可能正因为如此，你更为难。……总之，这件事早解决比迟解决好，拖着不办，最糟!
应该说，樊骏先生很准确地抓住了我当时踌躇不决的矛盾心态，而这矛盾其实是难免的甚至是必然的--老师待我以，作为学生的我岂能掉头不顾而去啊。所以，1995年年底我致电徐葆耕先生，决意不去了。做出这个决断，虽然对颇觉抱歉，而在我自己倒也感到一身轻松了。后来，中文系又第二次约我，而河大现代文学学科的博士点也于1997年获批了，所以我在次年遂向刘先生第一次提出了调动的要求，刘先生慨然同意，学校则希望我再两年，我也同意了。这样到了2000年初，我也就如约调赴中文系。
当然，我个人虽然离开了河大，但与刘先生及河大的联系、学术关联并没有断。而刘先生对我到以后的学术工作，也给予积极的支持和持续的呼应。记得2003年后半年，钱理群先生和我有感于现代文学研究界一些人喜欢搬弄话语、游谈无根的学风，想从文献史料研究入手多少有所匡正，于是决意该年年末在中文系召开一次小型的中国现代文学文献问题座谈会，刘先生闻讯后积极赶来参加，给予了很大的支持。而就在那次座谈会上与会同人商定，在今后几年间召开三五次文献史料专题，持续予以推进。此后，北大召开了一次小会，中国现代文学馆召开了一次大会，而河南大学文学院则在刘先生的下，举办了两次规模不小、反应颇大的学术研讨会--史料的新发现与文学史的再审视--中国现代文学文献问题学术研讨会(2004年10月)、史料问题与百年中国文学转捩点学术研讨会(2006年9月)，那无疑是最为给力的。而刘先生自己则率先垂范，独自精心编校了《师陀全集》(2004年)，此后他又深思熟虑，编撰出版了发凡起例、取精用弘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2012年)，出版后很快就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必备的专业参考书。先生文章老更成--最近偶然读到刘先生在今年《文史哲》第1期上发表的长文《论现代作家日记的文学史价值--兼析研究中存在的两个问题》，其视野之广阔、眼光之独到、议论之中肯，洵属现代文学文献史料研究的典范之作，令我既佩且欣、感叹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