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代新村建了6年，分期分批入住，老史是最后一批搬进去的。由于他的带头，村里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一边红色新楼房里住的都是普通村民，一边灰黄老土屋里住的都是干部。老史说：“搬新楼房，先群众，后干部，这是要让干部们懂得，一个真正的人办事的先后顺序。”……第三代别墅，老史家又是最后一批入住，可他自己没能等到这一天。这成了刘庄里永远的痛。临别，村民恳求：让老的灵柩在别墅里停一停吧。可他只留下了的回眸。

　　老史从1965年起，先后由县委、地委开工资。起初工资比劳力工分收入高，他一连12年向村里交工资，按劳力平均水平拿工分。1977年起，劳力收入远远超过他的工资，他又退出工分拿工资。连回村的退休干部和教师都享受的公共福利也不要。

　　他家老宅6棵大榆树，小张庄木匠出价3000元要买去做马车没有卖，儿女嫁娶打家具也没舍得用。建集体新村时全部贡献出来了，村里作价2000元，他只收了1000元。

　　食物极度匮乏的1960年，他赴京出席全国民兵英模会，公家发了20斤粮票几十元钱，到会上农民代表免交钱粮，他如数给了村里会计。

　　儿子在厂里随手拾了一根两三尺长的废旧铁管，回家修童车，他发现后让儿子付了钱。

　　他说：“有人说我史来贺一生不爱钱，这话不对，集体致富咋能离开钱？但员只能为党增光，不能以权沾光。干部不怕吃亏，才能‘说话有人听，号召有人应’。”

　　《热爱集体，更热爱国家》，是《》报道刘庄时配发的评论标题。三年困难时期那一年，刘庄交完7万多斤公棉，还余超产棉3.7万斤。往南走15里赶大集，一斤卖高价8元钱；老史带头往北走7里交公棉，平价一斤卖2元钱，全部支援了国家。

　　刘庄家大业大，老史这个一把手光管监督，50年不批钱、不签单。他待了20多年的办公室，3间砖土平房20多平方米，被6张木床和桌子几乎摆满，顶棚也被冬天烤的棉柴火熏得黢黑。干部开会，天冷就挤坐在床铺和小板凳上，天热就把床席拉出去坐在树底下。

　　他曾经给村里干部每人发过两个本本，一个工分本跟群众一样记出勤，一个“本”记奉献。村里干部说，干了30年不知啥是补助，分配不比群众多得一点，啥事还得比群众跑得靠前，夜里群众睡了，干部还要开会学习。所以在刘庄，没人拉票争官。

　　吃喝风在刘庄更刮不起来，无论哪级领导来，村里家常饭就挺好。老史与外甥聊过：“啥好啥不好？想吃啥啥好。你老舅从小到大啥没吃过？从吃野菜树皮，到吃国宴，还是白开水、热馍就炸辣椒最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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