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作为写作者最荣幸的是，某一年在书展，我被作为名家受邀。当时有一个主办方的领导说，本来书展的主题是“华人作家盛典”。那一年只能写“华文作家盛典”，因为我是日本人嘛。我当时希望这是自己对中文写作做的一点贡献。
加藤嘉一：傅高义老师，我也很喜欢。1930年出生的他，快90岁了，还在写从奈良时代起的日中关系的书，听他说，接下来还要写。福山先生看起来是个典型的日本人，但他出生就在美国，从小在美国的和制度下长大，他也不会日语。他写下《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之人》时是1991年，才30多岁，很勇敢，了不起。不过他如今也承认，中国挑战了他的“历史终结论”。
加藤嘉一：非常大的变化。我也心情复杂。一个是中国读者对公共话题，国际问题的热情没有那么高了，以前谁来，都会有人坐到地板上。现在没有了。第二，离开一段时间之后，我也能感觉自己的知名度下降了。而我的知名度也是靠传统带来的，而现在很多传统平台都没有了。原来我和读者见面的时候，他们是拿着过来的。我是对传统念旧的，最好把作品登在报刊上，现在这种方式走不通了。我明显感觉到，能发声的，和读者对接的平台少了。
不像很多人在网上讨论过的，我从来没有被“”过，出入境也是顺利的。2016年我应邀到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做客座教授，教国际关系的课。福山先生的《历史的终结》那篇论文是学期中的一个英文作业，我也用了约瑟夫·奈的书《美国世纪结束了吗？》的英文版作为教材。我到辽大教书，显然是是由批准过的。
这次在国内的新书分享会，本来定了《美国怎么了，中国怎么办？》的主题了，后来说，不要谈中国了。不过，我能感觉到，自己仍然享有比中国国内写作者稍微宽一点的尺度。比如，我这次《我所发现的美国》的出版（东方出版社）过程还是比较顺利的（当然，该被删的均被删了）。
加藤嘉一：我谈谈我的现状。说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奥运刚结束到世博会那段期间，在日本，中国是一个非常热的话题。那段时间我在日本出版了几本关于中国的书，卖得都很不错。现在大发生变化。现在的出书、写作收入肯定不如当年，不过最起码日常生活没有问题，我至少能保持普通中产阶级的生活状态。当然，说写作赚不了钱，也不一定对，也有很多既优秀，又赚钱的作家。但我有自己的局限，我也开不了号拉广告。我还是希望自己把精力放在写作本身，即使传统一点，保守一些。
加藤嘉一：没有什么习惯，但有自己的节奏。如果下周一要交一篇文章，我就会一周之前开始胡思乱想。我喜欢尽可能安静的地方，我喜欢写作的时候周围没有人，我需要旁边有一杯咖啡，但我不想去咖啡馆。不过在候机的时候，在飞机上我都能写。在不同的地方都可以有灵感。我也会常在写作时听音乐。
加藤嘉一：伊豆在我内心扎扎实实地存在着。我的父亲已经不在了，但我的母亲、弟弟、妹妹还在那边。我还是偶尔回去，一年2、3次吧，总共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希望总有一天，会回伊豆的土地好好地、慢慢地、静静地写作，面对文字，就像当年川端康成在伊豆写伊豆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