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首先确认，无论是在传统经济体制下，还是在双轨体制下，中国经济运行都处于一种非均衡状态，这是中国经济“滞胀”的根源，也是中国经济运行中二元机 制的根源。厉以宁进一步区分了两类经济非均衡：在第一类非均衡中，市场不完善，价格不灵活，既存在超额需求，又存在超额供给，既存在需求约束，又存在供给 约束，但微观经济单位是成熟的市场主体；第二类非均衡在市场特征上与第一类相同，区别在于其微观经济单位没有摆脱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厉以宁提出，中国 可行的方案是使第二类非均衡转变为第一类非均衡，即优先企业运行机制，使之成为成熟的市场主体。(注：厉以宁：《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2年。)这已深入探讨非均衡经济的微观基础。
杨瑞龙提出，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宏观经济学是以收入为中心的非均衡分析，而以新古典主义为代表的微观经济学是以价格为中心的均衡分析，因而出现宏观经济 学与微观经济学的脱节。新古典综合派试图把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理论纳入以价格为中心的新古典分析框架中，但它将宏观失业均衡作为瓦尔拉斯均衡体系中的一个 特例这实际上仍未真正解决宏观非均衡分析与微观均衡分析的矛盾，宏观非均衡现象必须从微观经济行为人在非瓦尔拉斯均衡下的行为变异中得到说明。杨瑞龙 进而尝试以非均衡分析构建宏、微观分析的桥梁，为中国经济的宏观非均衡提供一种合理的微观说。(注：杨瑞龙：《宏观非均衡的微观基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1992年。
陈昭、张学军、盛洪、杨仲伟、张曙光等考察了制度分析与总量分析的关系。(注：参见盛洪：《寻找宏观经济变动的制度原因》，《经济研究》1989年第6 期；张曙光：总量关系及其制度分析》，《经济研究》1993年第1期。)厉以宁在研究中国经济的非均衡性质时，杨瑞龙在探讨宏观非均衡的微观基础时，吴晓 求在分析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时，陈东琪在考察中国经济周期的强波特征时，都在不同程度上引入了制度分析。在如张曙光所说，对处于巨大社会变过和市场化进程中 的中国经济来说，制度因素始终是一个无法舍象的重要因素，必须作为宏观分析的一个内生因素加以考察。这也许是中国的宏观经济分析不同于国家的重要特 征。事实上，很多中国学者都是这样做的。在这方面理论上的代表当推《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注：张曙光：《的累积效应和一致性稳定政策选择》， 《经济研究》 1997年第9期。
《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从公有制经济关系的特殊性出发，通过对各种客观存在的特殊利益矛盾及其经济后果的分析，来说明宏观经济的运动和各种宏观经 济变量，首先是从公有产权的基本矛盾出发，设定其经济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