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三年前访问中研院的经济所，那里有很好的经济学家，有些堪称世界一流学者。在过去的十几年，管所长和彭所长推进的国际化取得了很大成绩，有目共睹。我很想找些专家聊聊过去50年的经济发展，这对认识中国的现状、判断中国的未来很有帮助。很遗憾，他们告诉我整个经济所只有一位研究员懂经济，目前还不在。所幸当时有位康奈尔大学的老先生Henry Wong在经济所访问，他是经济专家。和他聊了很久，受益匪浅。当然有其他机构专门研究经济。但是，在精英云集的中研院居然找不到一位经济专家，这不得不说是经济学全球化造成的一种资源错配。
这种全球化的一个结果是美国学者（包括在美国生活和工作的学者）构成主流经济学的主体，非美国学者在不知不觉中被边缘化。由于远离美国，无法深入美国的现实问题，很多人最终选择了技术导向型研究。
偏重技术导向型研究的负面影响是削弱对于现实问题的判断力，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再举一个中国的具体事例。过去几年美国的、乃至学界都在中国通过操控汇率来实现贸易顺差。这种言论可以说是深入，从上给中国和中国经济了很大压力。其实，从操控汇率到贸易顺差在理论上说不通，在实践中也做不到。
学过宏观经济学头两节课的学生都应该知道，贸易顺差和净储蓄（即储蓄与投资之差）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而通过操控汇率来影响净储蓄几乎是天方夜谭。有趣的是，在我们这次获的论文《中国式增长》之前，竟没有经济学家站出来挑战这个显然的。学者的沉默不难理解，中国学者的沉默就值得探讨了。
事后看来，美国和对经济表现良好的国家或多或少有些酸酸的味道，各种貌似雄辩的言论背后也并不总有令人信服的逻辑，比如最近对于贸易顺差的，无聊得可笑。国家利益永远站在第一位，似是而非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为了在国家利益的同时占领的制高点。中国作为一个有其特殊性的大国，有一批精通现代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又立志中国现实问题研究的学者，在推动现代经济学自身发展的同时，对内可以为经济发展献计献策，对外还可以增进交流，减少言论上的摩擦，消除观念上的误区。
更糟糕的是变相的“”，“逐渐单一的学术评价体系”使得经济学家们的研究更有倾向性。而中国需要的经济学研究是“现代经济学的本土化”和“中国问题的国际化”。
我最近做了一项关于国有企业绩效的研究，发现国有企业相对于非国有企业的绩效提升很快，大型国有企业尤其明显。有趣的是，我们在宣讲这项工作的时候，一些学者告诉我们他们几年前就有类似的发现。当我们问他们为什么不做深入研究，得到的回答通常是他们对这一发现有所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