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有一些新的研究、新的知识,等待我们去发现。在过去的几年中，美国乃至学界时有之声，认为中国通过操控汇率来实现贸易顺差。这种言论从上给中国和中国经济了很大压力。大学Booth商学院副教授宋铮的论文《中国式增长》，了中国经济增长之谜和中国经济运行过程中存在的结构不均衡的问题，以及由此导致的外贸失衡、外汇储备居高不下的真正原因。同时回答了人民币汇率政策绝不是中国外汇储备高企的原因，有力地还击了对中国操控人民币汇率的。他的这一文章发表在经济学界顶尖的刊物《美国经济评论》上，并且从到录用只用了16个月，而一般该刊物录用论文的周期为24到36个月。与宋铮合作撰写该文的是美联储经济学家Kjetil Storesl etten和苏黎世大学教授Fabrizi o Zi l i botti。
宋铮因为在经济学领域的出色研究，获得了中国经济学界的最高孙冶方经济学，他可以算是孙冶方经济学最年轻的获者。而《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学研究》可说是宋铮多年对于中国经济学研究的总结和展望。
近10年来，中国经济学几乎所有的重要工作都是在认同现代经济学基本框架的前提下，运用其具体方法研究中国现实问题。这种认识上的统一极大地促进了学术型研究的发展，最明显的就是很少有人再强调创建于现代经济学的“中国经济学”了。
作为一名经济学后进，探讨这样大的题目有些力不从心。但是，我觉得这个题目非常重要，已经超越了纯粹经济学研究的界限，所以斗胆写些个人感受，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从国际比较方面来说。如同其他的社会科学，经济学研究也可大致分为两类，思想型和学术型研究。直到50年前，思想型研究一直是主流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不乏一些意识形态上的争论。但最近50年来，学术型研究几乎成为主流经济学的全部。
学术型研究又可大致分为问题导向型研究和技术导向型研究。问题导向型研究包括以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为推动力的研究，而技术导向型研究包括以数据和方法为推动力的研究。举个例子，最近几年涌现了一批研究2008-2009年金融危机的，其中大都属于现实问题导向型研究，也有一部分属于技术导向型研究，立足于新方法的开发或新数据的整理。当然，技术型研究最终也必须落实到具体问题。但这类研究之所以得以进行的主要原因是技术层面上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