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这一反差的原因很多，比如国内高水平经济学家的供给不足。一些学者虽然热情高涨，但欠缺系统训练和性思维，研究往往流于表面。我想强调的是，比较单一的学术评价体系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一方面，从中央到基层，从经费划拨到职称评定，国内权威和国际期刊论文数量已经成为考核的主要指标之一。另一方面，现实问题导向型研究涉及的内容相对较多，研究周期相对较长，对学者的综合能力要求也相对较高。因此，对中青年学者来说，他们面对一个投入和产出的权衡。做技术导向型研究要相对简单一些，时间短，发表的概率也有一定。在这种情况下，研究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不得不为需要让步。事实上，我甚至认为“日益增长的现实问题需求和逐渐单一的学术评价体系”是当前中国经济学研究的主要矛盾。
需要明确的是，在学术发展的初级阶段，计算高质量论文数量的做法是有积极意义的。毕竟高质量论文发表的本身就说明同行对这项工作的肯定。在过去的20年间，对高质量论文的重视是对中国经济学客观评价体系缺失的一种纠正，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和国际化。但是，我想同时指出，“逐渐单一的学术评价体系”其实也是经济学全球化的体现，而且是一种以美国问题和价值观为主导的全球化。不能地认识这一点就无法甄别背后隐含的负面因素。
这种全球化的一个结果是美国学者，包括在美国生活和工作的学者构成主流经济学的主体，非美国学者在不知不觉中被边缘化。如果全球95%的经济学家都在研究以美国问题为导向的所谓理论问题，难道有助于人类的福祉？
毋庸置疑，美国是经济学研究的高地。如果经济学是纯理论研究，以美国为核心的全球化无疑有助于知识的创造和积累。但是，经济学主要是一门应用学科，研究涉及各类现实问题，不少具有比较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也作为一个经济体制比较特殊的大国，我们自然有必要反思以美国问题和价值观为主导的全球化。
用一个比较极端的说法，如果全球95%的经济学家都在研究美国问题或以美国问题为导向的所谓理论问题，这种局面是否有助于促进全人类的福祉？我们已经讨论了中国投身于全球化的好处，现在来举两个例子谈谈负面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