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汉学家托马斯·斯当东，将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部“诸法合体”的法律典籍《大清律例》译成英文，于1810年在伦敦出版。这让第一次窥见中华法系律条例文的“庐山真面目”，矫正了对的与，也标志着世界关于学术研究的开端。
斯当东虽对“充满缺陷”“像一连串数学题一样难解”的及其语言系统不乏，但对典籍的正面评价溢于言表，“所有尚未翻译成欧洲语言的现存中国古典和现代出版物中，《大清律例》无疑属于第一流的作品”。他同时也强调，高度凝练的法律用语风格及其句法特征“与欧洲语言格格不入”，翻译过程中不得不克服“巨大的语言障碍”，尽力寻求使用适合目读者的法律语言，“传达出每条每段的完整含义”。平心而论，斯氏的虽然存在诸多明显问题，但在当时“中国民事、和法律被传教士忽略”的情况下，创榛劈莽之举仍不愧为当代法律典籍翻译的楷模。
法律翻译与法律文化的历史一样古老，法律典籍翻译是法律翻译活动不可或缺的元素。同源法系之间的交流尚需翻译，遑论远隔千山万水的欧美法与数千年不间断发展的中华法。回顾世界法律发展史，几乎都有法律翻译移植的贡献。正是在历代法律翻的努力下，从甲骨卜辞到匫鼎铭文，从丹青简牍到管毫帛纸，直至晚近时代的音像存留，各种形态记载下来的华夏民族一脉相承的法律文化典籍，不仅惠及于“汉字文化圈”诸国法律文化的“根”与“本”，也恒久不变地影响着其他法律文化的发展。
被学者称为“超越欧洲历史想象的最佳法律典籍遗产”的《大清律例》，是中华民族法律典籍文化遗产的重要代表，饱蘸中华法系“德—礼—刑—法—律”传统脉络的法律汉语表达体系，用外文翻译的难度远超其他文化典籍。尤其是一些看似言简意明实则内涵丰富的古代法律典籍语言，即使法史学专业人士，如若没有扎实的古汉语功底和古代法律文化传统知识，亦未必能得体地转换成现代法律汉语，异语传通中“存在大量难准确理解、精确翻译，即使翻译出来也距离原旨很远的典型案例”。如《大清律例》书名的英文翻译。原文涵盖“大—清—律—例”法律意义的四个词。《说文解字注》对“大”字的释义：“手足兼具而可以参天地是为大”，引申为“在程度、规模、声势等方面超过一般或超过所比对象”，或表示“，敬语”。“清”指清王朝。晚清学人徐栋对“律、例”的疏解比较明确，“律为一代之章程，例为应时之断制”。而将斯当东的回译，则是“大清律例：中国刑的基本法及补充条例选”。斯氏采用音译加注释的方式，失去了原文法律名称的高度概括性和简洁性。根据前面的解释，将《大清律例》翻译为The Great Qing Code with Its Auxiliary Statutes，可基本满足原文意义和形式上的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