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来，山东聊城的“辱母案”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这个案子的本身涉及一些复杂的案情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内，我们所关注的是因这件案例所引起的关于道德与法律建设的思考。
2016年12月10日电：中央局12月9日下午就我国历史上的和德治进行第三十七次集体学习。习在做总结发言时指出：“要把道德要求贯彻到法制建设中，以承载道德，道德才有可靠的制度支撑，法律法规要树立鲜明的道德导向，美德义行。”如何使法律制度与美德义行相协调，这是当前我们社会存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涉及到依国和道德教育的顺利进行。“辱母案”之所以在社会上引发如此激烈的讨论，原因也在这个地方。
古代中国社会在处理法律与道德关系方便面的一些做法和经验，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汉代之后思想取得了“独尊”地位，社会道德教育和法制建设都是在孔子“德政”思想指导下总体设计的。概括地说，的社会治理思想包含德导、礼齐、三个层次。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用道德教育人民，用礼乐约束人民，最后对于大逆不道者则绳之以法。道德通过中性的“礼”和刚性的“法”贯彻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其中“礼者，纪纲也”，“礼”是中国的法哲学原理，是建立法律制度的指导者，法律则是道德与法律的。
在使用法律进行制裁的时候，要尽量考虑符合礼乐制度，符合人情。《礼记·王制》：“凡听五刑之讼，必原父子之亲，立君臣之义，以权之意论轻重之序。慎测浅深之量，以别之。”按照礼法的要求，父子之间、君臣之际，所发生的案件处理起来就有所不同，以便达到在社会上父子之亲，君臣之义的目的。比如在古代，父子之间发生了斗殴、凶杀，处理起来就完全不同。《孝经》：“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在古人看来，父母对于子女有养育之恩，不同于，因此凡是父母的行为，都要格外。《礼记·檀弓上》记载“邾娄定公之时，有弑其父者。有司以告，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曰：‘寡人尝学断斯狱矣，臣弑君，凡在官者，；子弑父，凡在宫者，。”也就是说对于臣弑君，子弑父，不问缘由，一率。在经典指导下建立的中国古代律令，对于不孝狱判罚比之其他案件严厉得多。唐律：“诸其亲尊长、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父母者绞。”《元史·刑法志》：“诸子孙杀其祖父母、父母者，凌迟处死。”即使子女、孙子女没有动手，但因父母对子孙不满而自尽，也要处以死刑。清律：“凡子孙不孝致祖父母、父母自尽，如审有触忤干犯情节，以致忿激轻窘迫自尽者，即拟斩决。若无触忤情节，但行为违反教令，以致抱忿轻生自尽，但拟绞侯。”对于那些、父母、祖父母的人，《唐律·斗讼》：“骂祖父母、父母者，绞。”但是反过来，父母对于子女甚至致命者，的判罚则要轻微得多。北魏律：“父母以刃器杀子孙者徒五年，殴杀者徒四年。”（《魏书·刑法志》）唐律：“故杀子孙，殴杀者徒二年，刃杀者徒二年半。”（《唐律疏议》二十二）这种不对等性是考虑到，父母对于子女、孙子女都是疼爱有加的，既是下手过重也是出于“恨铁不成钢”的好心。a型血女人的性格如此在“礼”的指导下建立的法律，充分考虑了父母与子女之间的血缘亲情，符合国情，才是家们追求的“良法”，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可，在历史上长期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