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血亲复仇，中国古代也有很多案例。先秦时期，血亲复仇似乎较为普遍，如《礼记·曲礼》云：“父之仇，弗于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交游之仇，不同国。”的孝道不仅包括孝养孝敬、承意守志、慎终追远，还包括亲人的安全与。进入战国、秦汉时代，法家思想逐渐占据主要地位，法律开始严格血亲复仇。如《法经》：“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严禁私人复仇。秦末刘邦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但东汉时期，因为儒术大行，《礼记》的“父仇不共戴天”风行天下，血亲复仇屡屡发生，依律应问斩，但执法者往往法外施恩，很少判处复仇者死刑。东汉末年曹操明令私人复仇，于东汉献帝建安十年令：“不得复私仇。”唐朝律法宽松，但依然严格血亲复仇，父亲祖父被人，子孙还击，对方轻伤以下，无罪；对方重伤，减罪三等；对方，仍要处死。后来，柳元写了《驳复仇议》，针对一桩复仇案发表了深刻的见解。武则天时，同州下邽人徐元庆之父徐爽，被下邽县尉赵师韫。后赵师韫入朝为御史，徐元庆则更姓易名，在驿站之中充当仆役。过了很久，赵师韫恰好住在这个驿舍中，徐元庆便趁机亲手了他，然后，投案自首。在法“血亲复仇”的孝道和国家“者死”的律令之间如何处理？柳元认为：“《春秋公羊传》曰：‘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此推刃之道，复仇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断两下相杀，则合于礼矣。且夫不忘仇，孝也；不爱死，义也。元庆能不越于礼，服孝死义，是必达理而闻道者也。”如果其父被杀，可以复仇而且应该被判无罪；如果其父是被国法所诛，不应该复仇，者应该处死并不许表彰。这就奠定了对于血亲复仇既符合伦理，又符合国法的处理原则。宋律基本继承唐律，元朝法律倾向于允许血亲复仇。明清律承唐宋法，在复仇问题上充分考虑情、理、法关系：父亲祖父被杀，子孙如果当场对方，无罪；子孙如果是事后复仇，处以杖六十。
但是，今天我们国家的法律体系，不少内容是从学来的。在学习法律制度的时候，在有些方面我们没有充分考虑中国与国情、文化上的巨大差异。文化有古希腊、古罗马的传统，又有罗马帝国“两希文化”合流的背景，特别是教文化，对于世界法律体系的产生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性。近代实行的“政教分离”运动，其本来意义是与的分离，而非与教的分离。因为现代化国家、法律体系的建构，实际是建立在教文化的基础上，这一点我国的学者没有充分注意，其中就包括法律思想。现代法律制度的思想基础，是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主义，其理论基础就是“个人管个人，管大家”。他们把社会设想成一个“生人社会”，“理想”的说法是“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亲情伦理不再法律考虑的范围之内，只看重产生的客观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