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我国开始以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其他社会性质的发展中国家也都在从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向市场经济发展模式转型。我国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实现了经济的稳定和快速发展，但是其他转型中国家碰到的却是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在20世纪80、90年代平均增长速度比在60、70年代慢，而且危机发生的频率更高。为什么同样的转型结果却大不相同？林毅夫认为，原因在于转型的方式。
在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开始转型时，当时的认识是这些国家经济发展不好的原因是对市场有太多干预，不像发达国家有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那些干预扭曲造成了资源错误配置和各种寻租的现象，所以发展的效率差。
当时国际学术界的主流思想就是，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要从对市场有很多干预的经济体制，向一个像发达国家那样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就必须以“休克疗法”，按“共识”的主张把的各种干预同时取消掉。受到这种的影响，其他转型中国家不管体制是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基本上都采取了这种转型方式。但是，“共识”的主张忽视了原体制中各种干预扭曲的存在是为了补贴那些违反比较优势的重工业，如果把那些补贴都取消掉，原来那些重工业都会，造成大量失业和社会、不稳定，经济发展也就不可能。而且，那些重工业中有不少和国防安全有关，即使私有化了，国家也不能放弃，必须继续给予补贴，私人老板向要补贴的积极性会比在国有时更高，大量研究证明这是苏东转型以后的实际情形。
中国当时采取的是曾经被认为最糟糕的渐进双轨转型方式，现在回过头来看这种“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实事求是方式是最好的。既然那些资本密集的大型国有企业违反比较优势，在的市场当中没有自生能力，那就继续给予转型期的补贴以维持稳定，那些原来受到、符合我国比较优势、不需要补贴的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则民营、外资企业进入，而且不仅，当时我国的基础设施和营商非常差，就发挥有为作用，设立经济特区、加工出口区、高新技术区等，在这些区里，把基础设施做好，实行一站式服务，这些新的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迅速变成我国的竞争优势，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到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时，我国已经是一个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许多原来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已经变成我国的比较优势，补贴的性质从“雪中送炭”变成“锦上添花”，取消各种转型期的补贴已经水到渠成，于是提出全面深化，消除转型期遗留下来的补贴以及相应的干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这是我国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维持稳定和高速增长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