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很快也引起了国务院领导的重视。1986年4月陪同领导外出视察，在专列上召开会议时，我有幸向国务院主要领导们先后作了两次专题汇报。我还被抽调去参加国务院方案办的工作，并在国家体改委的支持下，在几个省市组织了资产经营责任制竞聘企业领导人的试点，从而推动了1988年我国第一个国有资产管理局的成立。2003年中央正式决定成立了国资委，提出用国资委来实现管人管事与管资产的结合。我随即发表了“企业的三个里程碑”的文章，提出三结合只是起点，国资委的最终目标应是以管资本为主来替代管人、管事、管资产。客观地说，国资委的职权和功能即便到今天，还远远没有做到15年前也没做到30多年前我们报告中的。
90年代留学归国后，我开始关注和研究中国资本市场股权分置造成产权定义不清的问题，1996年写了一篇“中国股市的经济学思考”的分析报告，提出用赎买流通权的方式进行股权分置，消除中国股市流通股与非流通股的现象，与国际规范市场接轨。2001年国务院决定启动国有股减持，我发表了“漫漫熊市的信号”、“有错就改”的文章，否认流通股与非流通股产权差异的减持。后来由于股市越走越低、市场反应强烈，国务院最终决定暂停和终止国有股减持。随着股权分置的消极影响日益明显，开始引起中央的重视。我被邀请参加了组织的内部系列，并在股权分置的最后准备和最初非议很多的困难阶段，有幸在《中国证券报》头版通栏陆续发表了六、七篇万字长文，推动了股权分置的进行。巧合的是，放调结合的价格、整体的双轨增量渐进、国资创设和股权分置这四篇开拓性的文章，最初都是发表在有影响的学术《经济研究》上，成为理论文章影响或推动重大实践少有的幸运案例。近些年来围绕着农民工市民化以及相关的城市化和土地问题我也做了很多研究，虽然没有产生像之前那样的影响，但应当说运气也已经是足够好了。
过去在回顾这些历史时，我总强调说这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因而看到有人因争名争发明权时，觉得自己还挺谦虚的。今天站在40年的关口回过来看，我很为自己感到脸红。没有当年不拘一格、广开言、领导不耻下问和随时纠错的宽松大，我们这样的普通学生学者根本不可能发挥任何作用。在历史的巨流中，我们不过是逐浪而行的几粒小沙，离开了无数或位高权重或身份的人组合的历史巨流，我们压根不会产生那些想法，产生了也不会有什么真知灼见，有见解写出来也不过只会是躺在书架上的几篇很少人问津的文字，不会有什么社会影响。在历史的中，即便是显赫的人物，也只能多少影响短暂的一刻，至于我们这样的普通人，作用更可以忽略不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