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高兴到复旦这样的百年名校来参会。我想张军院长请我来参加这个纪念40周年的论坛，大概是因为我正好参加了这整个过程，也做过一点事。要说我确实与有些，而且作为一介书生来说，运气也是线年前，我在苏北农村插队多年后，进了当地一家集体小厂当工人，写了第一篇经济学论文，题目是“应当实行资金利润率”。在还是大锅饭流行的年代提出要按资金回报去考评项目和评价企业，这篇文章当时还有幸发表在《南京大学学报》1979年第一期上。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让我更幸运地一下子接触到国家的前沿问题和众多重量级人士。当时会上出现价格放和调的两种思，放派说只有放才有真市场，调派说现在放开不现实，必须先调。双方争得热火朝天。我与参会的另外4位研究生同伴一起讨论碰撞后，做了个今天说起来是个挺简单的工作，就说别争了，我们综合一下出个第思，放调结合吧，双管齐下两条腿走。这个放调结合双轨并进的思，经过激烈的辩论被会议接受后，我被派去参加了向时任国务委员、中财办秘书长夫同志的汇报，并参与起草这部分会议纪要。结果，放调结合的价格很快为国家正式采纳。
看来接触了前沿和高层，人的眼界和格局也就不同了。1985年，我和同伴们很快学会站在全局角度写了一份“中国：进一步的问题和思”的报告，针对当时希望用一揽子方案尽快完成转型的情绪，提出一个当时很超前也很争议的重要判断：“不是一次或一组相互配合的行动，而会是一个艰巨漫长的历史过程。” 这样，渐进增量的双轨推进就不仅是价格，更将成为整个中国经济运行模式转换的主导形式。报告认为双轨制的理论意义在于，由于中国特殊的历史背景，中国的发展不会在竞争的一般均衡中找到归宿，而多半可能在非均衡的自稳定系统中实现。双轨制是我国找到的风险较小，兼容性很大的特殊转换形式，是中国的一个伟大创造。其原因不仅是因为市场和市场主体都需要一个逐步发育和培育的过程，更是考虑到在这个潜伏着激进翻车和倒退风险交织而又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为了克服中不断会产生的阻力和干扰，需要双轨渐进的径，以在增量做大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克服和既得利益，不断发育壮大推动前进的力量。
由于需要重新构造新的微观经济基础，在报告下半部分我们特别成立一个新的国有资产管理总局及系统，统一履行国有资产代表职能，以替代各工业局、专业局、各系统以及财政部的行政管理职能。由于当时还没有资本市场，我们提出在对企业资产评估后以市场化的招标竞聘选任经营人员，以资产安全、收益和增值作为考核评价企业家的主要标准。这个报告当时引起很大反响，上下两部份发表后分别获得中央优秀论文一等和孙冶方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