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刘正山介绍，他的主要论著，无论是《幸福经济学》《经济学》，还是《大国地权——中国五千年土地制度变革史》等，全都是个人兴趣所在，写的过程中根本没有考虑过能不能发表。写完之后，与人谈及，有出版社找他谈出版事宜就出版了。他说：“我最大的兴趣，是经济学基础理论，近乎‘体’；现在做的呢，主要是政策研究，近乎‘用’。”
他到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之后，除了基础理论研究，也侧重于应用研究。他说：“非常感谢程勉老师和汪祥春老师，还有周天勇，在他们的带领下我了经济研究之，然后参与了中央相关部门的几十个课题研究，对相关方面的情况有了系统、深入的了解，而且课题组的多为各大中央智囊团、各个部委的司局级及以上干部，与他们一块调研、交流，使我成长很快。因为，单纯做学术研究容易陷入书斋，而和这些官员、经济学界精英在一起，耳濡目染，无形中就会见识广博，观念新锐。”他特别强调了一点：“后来参与吴晓灵的课题，跟着韩俊做博士后，也接触最前沿知识和的学者，这个非常重要。”刘正山感慨地说：“扎根在肥沃的土地上，成长就快一点，吸收的营养更多、更好。”
现在，刘正山主要从事政策研究工作，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城市研究所副所长、文化和旅游部中华文化促进会知识产权中心顾问、东北财经大学中国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等等。
刘正山曾担任《中国土地》执行主编，国土资源部舆情内参主编。近几年先后参与全国、中央党校、中央农办、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土资源部、水利部等50多项课题研究。通过《思想理论内参》《经济日报内参》《日报内参》等多篇政策性文章，部分获得中央领导批示，这些年，他著书20多部，参与撰写多部著作。
总结“刘正山现象”，刘正山认为，第一，学术研究不要功利化，如果为了申请课题、为了评职称、为了赚钱，反而不大容易做好，失却赤子，看问题就难以直达本质；第二，要接触最前沿、的研究和这类的人员，反复参悟，潜移默化；第三，基础理论是最重要的，决定了个人以后的发展潜力；第四，不局限于一个领域，跨界之后，更容易触类旁通，将以前想不明白的事情想明白。他说，还要放下身段，不管是调研、思考问题都不要先入为主。另外，寸有所长，尺有所短，即使是不识字的老农，也会有独到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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