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此为基础，形成了“基于生产力及竞争力、服务中国梦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观经济分析框架模型”，进而从地理条件、历史底蕴、文化优势及营造有利于发展的国内外、制订明确的高水准战略规划、持续推动制度变革、向内外资市场、建设有效市场与有力、有为、有限的各级相结合、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建设与有效监管、具备超大的市场规模、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立现代金融体系及金融市场、形成数量可观的企业家团队等诸多方面对我国的进程与辉煌成就进行解释总结，并进一步提出建设性的主张。
新供给经济学的政策主张：强调要以为核心，从供给侧入手推动新一轮制度变革创新。从中短期来说，应从供给端入手推进实现“双创（走创新型国家之和大力支持创业）、双化（新型城镇化和促进产业优化）、双减（结构性减税和减少行政审批）、双扩（扩大中国对亚非拉的，并适度扩大国内基于质量和效益的投资规模）、双转（向放开“一胎化”的政策转变，并促进国有资产收益和存量向社保与公共服务领域转置）、双进（国有、非国有经济应发挥各自优势协调发展，共同进步）、双到位（、市场发挥各自应有作用）、双配套（实施新一轮“价、税、财”配套，推进金融配套创新）”。
从长期来看，可概括为“五个并重”。即“五年规划”与“四十年规划”并重；“经济”与“文化经济”并重；“海上丝绸之”与“陆上丝绸之”并重；柔性参与TPP与开展经济合作区谈判并重；推动国际货币体系与低调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并重。
40年的源流回溯给我们的最大，就是“需求侧管理”思维只能短期内“治标”，而不能解决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的“治本”问题，更不能替代中国体制问题，因此应该始终以党的十九大报告和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针，从供给侧入手持续推进进程：
一方面，要加快进程。一是鼓励人口生育，打破户籍刚性；二是深化国资国企；三是推进知识产权、科学研发等创新体制；四是稳妥推进市场化、多元化、国际化的金融；五是推进财政税收体制；六是深化行政管理和机构；七是优化收入分配、社会保障与福利体系；八是推进土地制度；九是打破区域壁垒，建立全国统一市场。
另一方面，要加快构建型经济体。一是参与“一带一”下中国周边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二是推进汇率市场化和人民币国际化；三是加快国内贸易区建设；四是推进中国企业国际化、全球化进程；五是提高经济文化软实力；六是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增强中国在现有国际经济金融组织中的话语权；七是构建成熟的新型大国关系和稳定的周边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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