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度经济学（科斯、诺斯、教授等）认为，中国的实际上就是一场制度变革。这场变革朝着明晰产权、产权的方向推进（产权理论），不断降低交易费用（交易费用理论），诱致性制度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相结合（制度变迁理论），县际竞争激发了地方活力（县际竞争理论），期间文化等非制度因素也发挥了支撑作用。
发展经济学（钱纳里、刘易斯、波特教授等）认为，在过程中，和引进外资发挥了不亚于的作用（两缺口模型），后发优势（后发优势论）和人口优势（二元经济发展模型）提供了支撑，使中国经历由要素驱动向投资驱动和创新驱动的升级（三阶段论）。
转轨/过渡经济学（樊纲教授等）认为，由于“成本”的存在，渐进优于激进。因此，中国的过程始终贯穿着利益、利益补偿、利益替代的主线，由易到难推进，通过利益补偿化解阻力，通过“价格双轨制”来演绎市场关系，通过分权来转移成本，由局部制度创新带动全局制度创新。
新古典经济学（许小年、克鲁格曼教授等）认为，中国实际上经历了两条道，即前一阶段的“斯密模式”和后一阶段的“凯恩斯模式”。部分国外学者（如克鲁格曼等）认为，中国的成功主要在于有针对性地选择了新古典的“药方”，并采取了渐进的实施方式，这种选择性地应用新古典经济学的“药方”并非中国所独有，而是东亚成功经济体的共性。
新结构经济学（林毅夫教授等）认为，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为中国放弃了赶超战略，代之以比较优势战略，随着资本-要素禀赋的提高，比较优势会发生变化，可通过产业政策驱动升级。
经济学（姚洋、诺顿教授等）认为，过程中，致力于增长的中性、财政分权理论和双向负责的官员选拔体制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近几年来，新供给经济学应运而生，不断发展。以洪崎、贾康、姚余栋、黄剑辉、徐林、王庆等为代表的一批中国经济学人，“求真务实融汇古今、包容贯通”的基本，以战略性、法制性、国际性、实践性思维，对中国予以理论阐释并提出积极建言，并在《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一书中，提出了新供给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和“八双五并重”的政策主张。
新供给经济学的立论基础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将理论关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原理与中国国情认识分析紧密结合；二是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设与不断发展的实践动态需求紧密结合；三是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和文化的精华与当代文明先进认识紧密结合；四是将经济学已有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与经济学势在必行的创新突破紧密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