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理论不先学基本知识、基本方法，而是先学“流派”，实在是件误人子弟的事。不同的“流派”在现代经济学中其实就像是不同风格的建筑，观念不同、前提标准不同、信息把握角度不同，但其基本的（不是全部的）建筑材料、建筑技术、建筑结构，却是相同的。比如在我国被“炒”得人人都知道的凯恩斯学派与货币学派的争论，仔细分析一下就不难发现，二者的差别不过是由一些不同的前提假定推导出的一些政策主张的差别，在基本概念、理论框架、分析方法上并无二至，都可以在同一个—模型中加以体现。再比如新制度学派与新古典学派的差别问题，有人为新制度学派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否定，其实这是没有搞懂所谓的“新古典经济学”，也没有真正搞懂新制度经济学的“实质”。新制度学派理论家们其实是将新古典理论的同样方法，扩展应用到制度行为的分析，放松了新古典模型中关于“制度给定”这理论假定，再引入了其他一些有关假定，在此基础上系统地分析制度演化全过程及其效应，并由此构造起一个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分支。它与新古典理论在有些结论上可能是冲突的，在对一些问题、特别是某些特定的条件下、特定历史时期中的问题的分析会显得更为有用、更有力，但本质上只是对整个经济学理论的一个方面的扩展和深化，而不是对其他理论的否定；对同一问题的分析所得出的不同结论，主要是前提假定变化的结果，并不是基本分析方法的差别。每个时代的经济学家们都会因当时“惹眼”的经济问题而各种各样的争论；不同的分析问题的角度和深度、认识问题的充分性与正确与否也会导致差别；在理论进步的每一个阶段上都会因种种原因而产生不同的观点；而对争论、对差异的介绍，也有利于激起后一代人的理论兴趣和创造性思维活动。但只看到差异而看不到“共有的财富”，是具有性的。特别是，如果不学懂基础理论知识的前提下来介绍“流派”，其结果可能是既没有搞懂各流派的理论本身，不了解他们观点的实质和相互间的真正区别，也不利于后人在综合各派所长的基础上进一步将理论研究推向前进，相反，可能使一些人得出经济学不过就是几种政策观点在那里争来争去、甚至得到“经济学不过就是一些政策点子”的有害结论，不可能站在各派理论之上，综合各派的有用使理论与政策的分析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中国经济学发展到目前的一大“瓶颈”是教学，特别是现代经济学基础理论的教学。经济学的课程设置“老化”，教学大纲“老化”，最薄弱环节就是现代经济学基础理论与专业理论课的教学薄弱。当然这里面有一个“师资不足”的问题，但“师资”的知识结构一方面是过去“教学大纲”的结果，另一方面是受现在与今后的教学大纲引导的。我们在经济与经济理论研究的各个领域里思想已经很解放了，但在经济学教学的领域内，似乎还有一个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认识当代经济科学发展的大趋势，认识我们知识结构缺陷的问题。“苏联教科书”（绝不是什么“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苏联教学大纲我们经济学教学与知识结构的时代该结束了。那一套东西已经把“苏联”引向了，难道我们还要抱住不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