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眼于新的基础
前几天见到两位大学同学，才得知蒋光远先生已经于不久前去世了。他是我在大学上学时的经济系系主任，直接教授我们七七级经济学专业的课。他是早年毕业于大学，多年在国家计委、统计局工作，中下放，后来到了大学任教，年后又调回，在统计局出版社任领导工作。记得当年他给我们讲课时，总是一杯极浓的茶水，一支接一支地吸烟。我想他的早逝一定与这些嗜好不无关系。
从个人的角度悼念、回忆某一个人，我想我们不会去设法为他作什么“全面评价”，而是首先想到我们自己曾益于他。我与蒋先生并交可言，但他所给予我的一切却至今受用、终用，这便是他给我们开的那门课，现代经济学。
70年代末、年代初的时候，各大学经济系已经开始设了“经济学”的课，但多数只是讲“流派”，地方大学如此，多数名牌大学也是如此。而蒋光远先生没有照那一般的作法去做，而是找来一本英文的“经济学基本概念”作课本，由微观经济到宏观经济学，从头到尾给我们讲了一整学年的“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一个概念一个概念地，一个公式一个公式地推导，一个图形一个图形地分析，甚至还指导我们在有些问题上去读一本人翻译出版的《中级经济分析》和马歇尔、罗宾逊等人的原著。毫不夸张地说，我的“经济学”的“底子”主要就是在这一年的课上课下打下的，至今遇到许多经济学理论问题，想到的还会是当年大学黑板上、作业本上的那些公式和图形。没有当年的这一套做底，我以后再进一步学习现代经济学的很多东西，一定会吃力得多，甚至根本不会真正学得进去、真正搞懂。换句话说，我学了一些“经济学”的知识，首先不是因为我到“”去留了学，而是因为上了蒋光远老师的课。没有上这一门课，我不仅可能至今也没能掌握很多经济学的知识，而且可能到了去留学，也未能在较短的时间里掌握很多新的东西。正因如此，当我得知蒋先生去逝时，首先想到的便是他所给予我们知识是多么的宝贵；也由此联想到了基础知识在一门学科的掌握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发展到今天的经济学，已经是一整套相当复杂、相当深入、涵盖面相当广泛的知识体系了。而一门知识越是发展、越是繁杂，在学习它的过程中，掌握基础知识、打好基础知识“功底”就显得越是重要，就像盖房子，地基不深，楼层也高不上去。所有的高楼大厦，都要用砖、用瓦或是用钢筋水泥，即使材料有些差异，也都有一个“承重”的问题，都需要把基础打牢。有的人总不相信基础知识的重要性，总以为没有基本功的严格训练就可以到“前沿问题”、“尖端问题”上去比试，在“草屋时代”可以、“平房时代”可能也行，到了现代高层建筑林立的时代，就很难办得到了。即使对于少数天才来说，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自己走到“前沿”，“重新创造”出许多前人的研究，但如果先用更短的时间把前人的学到手，然后用更多的时间赶到前沿去施展才华、不是更符合经济的原则么？就个人来说，在年轻的时候、学生时代少上课、少读书、少业，有更多的时间去搞实践、搞调查、写文章、读“在职学位”，当时可能会显得颇有，但耽误的可能是一辈子更大的成就。就整个民族来说，如果用一种忽视基础课的思来指导大学生、研究生的教学，其结果可能是耽误一、两代人。美国的经济学界界上无论从人数还是质量可能来说目前被为处在领先地位，其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对基础课教学的重视。经济系大学本科生已经是“初级教程”、“中级教程”一步一步学过了，到了研究生阶段，好一点的研究院里，你至少还学二至三年的基础课、基础理论课、专业理论课，业、考试、修学分，然后才允许你开始选专业、做论文，不允许你早早地钻到一个小专题或“政策研究”的“前沿”上去，其结果自然是学生的基本功较为扎实，知识面较宽，不会在基本概念上出大错，连什么是“均衡”、什么是“平衡”也分不清（当然这不否定到做论文的时候许多人还是会找一个较容易通过的偏窄的小题目去做），也不至于因为把前人已有的还看成是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