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现在气象学、经济学和语言学中的新思想，了对话在科学中的重要性：新的知识大厦似乎建立在深入讨论的基础之上。“新思想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大家所知的常识”，索洛说。20世纪三四十年代，萨缪尔森凭借一己之力开创了系统的数理经济学，但是后来的协助有助于他塑造麻省理工学院重于建模的经济学风格。
没有协作，某些研究课题根本无法完成，例如位于的欧洲核子研究大型强子对撞机项目，就需要多达数千名物理学家的通力合作。一项由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生物技术信息国家中心的物理学家斯蒂芬?乌切提(Sten Wuchty)、西北大学的经济学家本?琼斯(Ben Jones)和社会学家布莱恩?乌齐(Brian Uzzi)的协作研究表明：科学和工程学领域的论文，其作者的平均个数已经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1.9个上升至2000年的3.5个。
但在其他一些课题的研究过程中，工作则孕育了协同合作。“我觉得非等级的氛围对协作非常有利，”索洛说。“比如我自己的例子，我有个非常优秀的学生叫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读了他写的东西后，我找到他聊了聊，之后很快我们就合作完成了一篇论文。”工作氛围固然重要，但学院还应努力为学者们构建一个便于交流的空间。
建筑原理
20世纪60年代早期，一位名叫托马斯?阿伦(Thomas Allen)的波音公司研究工程师与麻省理工学院管理学教授唐纳德?马奎斯(Donald Marquis)取得了联系。阿伦当时有个疑问：为什么麻省理工学院不开设一门管理与技术创新的课程？凑巧的是，马奎斯正好获得了美国联邦基金（Federal Funding）的一笔经费用于研究技术创新的。于是，他便邀请阿伦加入自己的研究团队。
阿伦接受了邀请——并且在麻省理工学院永久性地扎下了根。他详细研究了信息是如何在科技公司之间的，并对建筑物的实体布局如何影响知识在企业内部流通产生了疑问。1977年，他围绕这些问题，完成了一本富有活力的著作——《研发组织沟通》(Managing the Flow of Technology)。
“大家都知道建筑实体布局会影响交流沟通模式，但是在我之前，没有人真正去衡量这种影响。”阿伦说，他现在已是麻省理工斯隆商学院的荣誉教授。除此之外，阿伦和学生的合作研究表明，一旦同事之间的距离间隔超过十米，那他们每周对话交流的概率会非常低。能否看到彼此对是否展开对话有着显著的影响，所以不同楼层上班的同事之间基本不可能展开对话。
“人们创造出非常复杂的组织关系，例如群组、部门或项目小组等，但却忽略掉了物理空间的差异也能产生完全不同的效果，”阿伦说，“如果你把一个部门分别安置在两栋建筑里，就会抵消同一部门的合作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