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人力资本又和经济增长这一宏观经济学的大问题紧密相关。只是在贝克尔考虑此类问题的时候，中国从工农兵，代际的人力资本几乎完全没有积累。所以中国1978年以后的增长，重点是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主要是制度变迁带动的增长。
后续主流的经济学家在贝克尔的基础上，改进了土地、资本和劳动力三要素的经典增长模型，将人力资本考虑在内。这样，即便在土地、资本和劳动力三者没有太大变动的情况下，也有可能因为附着在劳动力身上的人力资本的提高，而促成经济快速增长。而人力资本的研究随后又扩展到对健康和营养水平的研究。这些指标的跨国比较，对贫困国家的脱贫有着重要的政策意义。事实上，国家间发展的差异更多取决于人力资本供给的差异，而不是真实资本供给的差异。当下研究发展经济学的学者或许会同意，过去半个世纪最重要的“发展经济学的发展”是引入了人力资本这一视角，其中，贝克尔功不可没。
贝克尔对家庭的研究同样意义深远。贝克尔思考问题的方式与同事科斯略有不同，科斯注意到企业不同于市场的地方是有管理成本。对经济学而言，其中一个重要的挑战就是家庭这一特殊类型的组织，因为家庭内部并不是按照价格来配置资源，也不是完全按照企业命令的方式来配置资源。贝克尔却认为，经济分析的方法一样适用于分析其他类型的非市场组织。
家庭论
1981年，贝克尔出版《家庭论》，系统讨论了家庭内的资源配置问题。贝克尔的基本想法是把家庭当成一个小企业来看，这个“企业”产出三餐、住所以及心灵的港湾。但很少有人讨论这个“企业”到底投入了什么？在贝克尔看来，家庭无非也是投入时间以及日常的市场产品，用以维系家庭的运转和再生产（生育下一代）。
一个人的时间一天就二十四小时，是有限的。假如用于家庭的时间多，用于工作的时间就少。因此，当一个家庭的工资上涨，用在家庭上的时间的机会成本就增加了。也就是说，这会使得家庭从耗时费力的家庭产品转向省时省力的家庭产品。家庭的机会成本以及时间配置奠定了分析家庭行为的基础。
以此出发，贝克尔分析了结婚、离婚和生育行为。当真实工资上涨，全职从事家务就不合算了，例如带小孩。这个时候最有可能发生的家庭决策是将带小孩的工作外包。仔细想想，学校就是父母工资上涨将这种“带小孩”工作外包给社会而社会发展出专业组织来应对的产物。这种家庭里发生的微观行为可以解释不少宏观劳动力市场的事情。比如妇女就业率的上涨，以及离婚率升高，主要都是因为妇女的工资水平上涨导致留在家庭的机会成本过高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