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和中国经济发展的需求看，我国管理教育还有什么样的发展空间？
钱颖一：中国的管理教育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和空间。2013年，中国的P按照市场汇率计算，首次超过美国的一半。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则超过美国的四分之三。仅从MBA和EMBA来看，现在我国每年招收4万多名MBA学生和8000多名EMBA学生。而美国一年招收MBA学生15万人。这还只是每年入学的流量差距，美国的MBA毕业量更多。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未来对管理类人才培养的潜在需求是巨大的。
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的管理教育受益于中国经济和企业的快速发展，在未来这种受益还将持续。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全面深化、日益加剧的全球化竞争、日新月异的技术变化趋势，也对中国的管理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
记者：中国的管理类人才与欧美等国家的管理类人才差距何在？
钱颖一：从世界范围来看，商学教育界和商界的顶尖人才中鲜有中国人。当然，我国的管理教育起步较晚，发展的时间还比较短，所以与欧美发达国家有差距不足为奇。但有趣的是，我们与印度相比，也显得有某种差距。比如，哈佛商学院、商学院、康奈尔管理学院等国际顶尖商学院的现任院长都是印度人。但是国际顶尖商学院院长中目前还没有中国人。在全球财富500强中，微软的CEO、百事可乐的CEO、德意志银行的联执CEO、花旗银行的上任CEO都是印度人。然而，在非源于中国的世界级跨国公司CEO中没有中国人。这些出类拔萃的印度人的背景，大都是在印度国内念完本科或者硕士，再到美国等国家深造，之后进入商学院或商界。
这种现象是否与我们的人才培养有关系？我曾经认为，与印度相比，造成中国人缺席国际商界顶尖舞台的原因是语言障碍。不过，随着我国英语教育的不断发展，我国培养出的人才英语水平越来越高。我也曾经思考，是不是中国人的沟通能力出了问题，但现在觉得这并不是问题的本质。我猜测，这里可能的根本原因是我们的学生看问题的眼光、思考问题的方式、分析问题的方法等方面有很大的局限性。这些方面英文叫做“mind-set”，中文可翻译为“思维定式”或“模式”。这就与教育相关。
中国教育的优点也很明显。一是中国学生基础知识扎实，二是中国学生的平均水平很高。能够有这两点优势并不容易。这种人才优势在中国处于经济追赶期、向国外模仿学习的阶段有积极作用。但是，一旦走到技术前沿，真正站上国际舞台，我们的学生在创新能力、领导力上就显得不足。这与学生的创造能力、性思维能力的局限性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