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明显，在经济学的层面，注目礼的概念不仅可以很好地回到古典，而且斯密对人的需求的论述还能够作为注目礼概念很好的注脚。作为“元概念”——青年经济学家卢周来博士对注目礼概念的评价——注目礼轻松搞掂人的需求问题，因为不能够循环论证，所以人不得不走出“我”而及于人，这就是人的需求所在，借用法国启蒙哲学家霍尔的名句来表达，“人最需要的东西乃是人”。斯密已经洞察到作为人的需要的注目礼，但之所以付出一的论述，而且也不算最终底定人的需求问题——要不然，穆勒为什么还什么科学研究的必要假设呢？原因即在于斯密没有站到基本哲学和逻辑的高度，他不懂得注目礼作为人的需求可从不能够循环论证推出。王安石说得痛快：“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
英雄所见略同——注目礼
事实上，注目礼的概念不只是能回到经济学的古典，而且可以回到整个思想史的文献，诚可谓英雄所见略同。以《历史的终结》一书成名天下知的弗兰西斯·福山——他对某形成注目礼的概念有重要影响——对这一点进行过部分总结：柏拉图所谓“气魄”，马基雅弗利所谓“荣光”，霍布斯所谓“骄傲”，卢梭所谓“自尊”，汉弥尔顿所谓“声名”，麦迪逊所谓“野心”，黑格尔所谓“承认”，尼采所谓“红脸颊的野兽”，都或远或近或多或少描述和表达了注目礼概念在需求角度上的意义——人最需要的东西乃是人。
苏先生应该属于那种“言必称希腊”的小屌丝，但实际上，注目礼概念不仅可以回到思想史的文献，而且也能够“言必称春秋”，回到中华哲学的古典。辜鸿铭先生曾明确表示，孔孟之道的精华就是“义”与“礼”，“特别是礼，更为中国文明的精髓”。辜先生学贯，看问题有比较而非自娱自乐的全球高度，之所以认为中华文化的精髓在礼，是他通过比较而后鉴定的，他写道：“欧洲教要人们‘做一个’，中国的教则要人们‘做一个识礼的’；教叫人‘爱人’，孔子则叫人‘爱之以礼’。”1983年7月，钱穆先生美国学者邓尔麟，谈及中华文化的特点以及文化的区别，也明确表示：中华文化的特质是“礼”，“语言中没有‘礼’的同义词，它是整个中国界里一切习俗行为的准则，标志着中国的特殊性”。据称在谈论的最后，钱先生对邓尔麟再强调：“要了解中国文化，必须站到更高来看到中国。中国的核心思想就是‘礼’。”那“礼”是什么呢？这需要考据，解释往往不尽相同，但有一点应该毋庸置疑，即礼关于人与人的关系或者说秩序的，要不然，就无所谓礼了。不是有首奥运会歌曲，名字就叫“礼是敬”吗？显而易见，礼与注目礼是相近的。“孝”是礼的重要内容，《孝经》开明义即写道：“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这不明显符合注目礼作为人的需求的含义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