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考核的主要标准之一是教师的科研情况，比如具体到教授，需“主持省部级科研项目1项”、年均科研经费不低于1万元或5万元、发表论文6篇(重点期刊是2篇)，副教授和的要求，依次放低。
同时，学校为一些部分达标的教师设立了过渡聘任期，督促他们在过渡期内提升教学、科研履职能力。
杨飞在“部分达标”之列，补救的措施是：他需要在最后的两年时间里，完成学校对论文发表的任务要求，即两年发表一篇论文。
湖大动了真格。那些没有过渡期的教师，直接面临解聘、转岗或低聘的命运。2012年7月，湖南大学共解聘22人，转岗和低聘90人，辞聘23人。其中低聘的人员中，有不少是教授和副教授。
湖南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唐珍名解释，“全国总共只有39所985工程高校，80%以上是研究型大学，湖南大学作为其中之一，对教师确有一定的科研要求。”
他说，学校对于“花钱文”的现象也深恶痛绝，在考核过程中，虽做不到百分百的甄别，但会有所。与此同时，他说，还是有很多教师的确在科研方面付出了很多，并在重量级的权威或者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杨飞不能一打翻一船人。”
尽管杨飞承认需要某种评价体系，以客观认定大学教师的科研教学水准，但在他看来，“挣扎在象牙塔内，很多高校教师感到身心俱疲。项目、课题、考评、指标、论文、职称，几近构成了卧龙岗上的散淡人生活的全部，是一个老师全部的脸面。更重要的，这些也意味着更好的待遇、平台、荣誉和资源。”
“但总有一些人，不愿为此”，杨飞说他并不是“第一个发声的人”。
他熟悉的名字，包括西北大学的谌洪果、海南大学的张江南、湘潭大学的李开盛以及浙江工商大学的徐斌等。
2012年的第一天，时为湘潭大学副教授的李开盛通过一份声明公布自己的决定：不再申报和参与各级社科基金课题。
他承认课题制存在的意义：可通过资金支持的方式，为学术的产生和出版提供径，是促进学术研究的重要动力。
“但是，它已经由本来的学术创新推进剂变成了一个拦石。”由于硬性评价指标的存在，课题的级别和数量而非内容和质量，成为越来越多的教师、学科和高校的追求目标，杨飞认为，“当一个教师或研究人员被置于课题这个指挥棒之下时，他很可能再也无法静下心来去读他所想读的书，也无法不受外部干扰来十年磨一剑，思想的火花慢慢缺氧，最终被窒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