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较于这本获作品是民族志研究，但今年有份量化研究，说明金融，会计和咨询三大行业的招聘毕业生背景，看似多元，但实际一分析那些真正拿高薪的，还是精英的再生产。
这些讨论，基本上是从“精英轨迹”出发，但精英最厉害的力量，在于他们会成为“精英网络”。所以，近年会有研究企业董事会的连锁网络的作用。《社会学研究》已经刊过这些研究，比如马磊老师综述《连锁董事网:研究回顾与反思》（2014年）《产权性质与企业间网络的形成——对中国上市公司连锁董事的网络分析》（2016）和今年在《社会学评论》也有再研究。“中央研究院”社会学所的李荣也研究过类似议题。讲了这么多英国那边，美国的《美国社会学》（AJS）今年也刊了一篇，分析我们通常会说的经济上“短期主义”是怎么来的。Richard A. Benton等人解释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公司董事连锁网络衰落，导致缺乏公司领导层面临更大的绩效压力，不容易再形成集体的缓冲型行动。
社会学研究有时会受制于“方的民族国家主义”，但现在由于全球化现象的压力，所以社会学也不得不回应，研究更多全球现象，而这一点又和新主义兴起后流动加速与资本扩张有密切有关。在具体研究中，除了扩散视角，也有比较视角。
乔治梅森大学Johanna Bockman教授有趣地探讨了“男孩”——学派的新主义经济学家，如何推动全球的新主义化。面对这个，Bockman教授以南美的秘鲁和智利的转向为例，打破这个，认为要从“交叉的思想网络”来入手——不仅有学派一支，还有南斯拉夫的管理社会主义在影响南美国家。秘鲁和智利（和南斯拉夫）为了不苏联式极权官僚制度，于是要走去中心的、鼓励市场的体制。反而让“另类社会主义”话语也给了新主义一条入口。新主义利用这个契机，给自己正当化，但又借机工人自主的社会运动，收窄“”的体制，于是促成了“起于另类社会主义，终于新主义”的奇异叙事。
当然，这种叙事也并不是要否定全球新主义自己的力量——比如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组织（IMF）。关于这领域研究也挺多了，不管是量化研究“结构性”，还是微观研究这些组织在印尼等国的经济学家如何framing经济出来（展演学派的代表）。除此之外，依据也有份专门研究这些“国际组织”发表在AJS上。Alexander E. Kentikelenis等人就指出，常国际组织背后是美国的秘密，其实是有道理，因为国际组织看似形式结构没有改变，但日常实践上通常各种“规范代换”（Norm Substitution），发展出来资源的联盟与动员、将新举措加以常态化等措施，来推行他们的新主义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