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京大学，1916年由四所美国及英国教联合在开办，司徒雷登任校长，曾与哈佛大学合作成立哈佛-燕京学社，在国内外名声大噪。
这些大学至抗战时，已经是中国高等教育的一部分，由于海外资金与教育资源（如金陵大学与康奈尔大学为姊妹学校），它们还是中国高等教育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弦诵复骊歌》正是通过一出出折子戏般的学人往事，展现出“大学”为大后方的中国教育与中国社会做了哪些事：从农业调查到国学研究，从藏地建设到交流，从妇女教育到牙医普及……战火纷飞的年代，现代文明的输入从未停止。
还不仅仅如此，启蒙者自己也在被以成都为中心的中国本土文化浸染与改变着。钱穆在赖家园子（齐鲁国学研究所）创造出的书院风味，大可看作日后新亚书院的滥觞；而1950年被出境的金陵大学教授芮陶庵，淹留参与创办崇基学院，两个儿子也都毕生致力中美文化交流，更不用说前述的农复会事业。是时候正视这些“大学”的影响与意义了。
第24页的那张照片，由我祖父提供。我觉得可以说明两件事：一是《弦诵复骊歌》的作者岱峻不满足于现有的文字资料，对金陵大学师生及其后人的在书中俯拾皆是，大都是我祖父那样的普通人，这让这本书的层次感变得非常丰富；第二，我想岱峻能够找到这些受访者及当年的影像、文字，像金陵大学校友会这样的组织功不可没。念初中时，我在祖父书房里看到过金陵大学校友会寄来的各种材料，深受感染，几乎将其南京大学列为高考首选。
一些已经消逝了的大学，仍有那么多的学生、后辈在地怀念它们，书写它们。这是一种很伟大的情感。这两日我看到一位中山大学的学弟在嘲笑中大岭南学院总是地标明“岭南（大学）学院”。我觉得他可能没有理解岭南校友那种无望的留恋之情。就像北大2014年设立燕京学堂，用意之一便是要给燕京大学校友一个交代。燕京、岭南与金陵都不太可能复现于世，但记住它们，是我们可以做到的事。
痦子的位置与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