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产方式层面，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1857-1858)》中指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性，是第二大形态......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4这表明，人类社会形态演变将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自然经济形态，第二个阶段是商品经济形态，而第三个阶段则是主义社会的产品经济形态。在自然经济阶段，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直接结合，劳动者在经济上自给自足。在商品经济阶段，劳动者与生产资料通过商品和货币关系间接结合起来，私人劳动还必须通过市场这一中介才能为社会劳动。产品经济形态是对自然经济形态的否定之否定，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在新的意义上直接结合，私人劳动从一开始就直接成为社会劳动，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载体都将，取而代之的是“有计划按比例”配置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新型生产方式。
在生产关系层面，马克思指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5在这里，马克思认为“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一般要经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以及未来社会五个阶段，进行这种划分的主要依据是各个社会的生产关系差异特别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差异。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性源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为我们认识世界、世界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为世界社会主义指明了正确前进方向。中国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和建设，向来重视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出发，把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作为一个体系化的整体进行，从而在实践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座又一座的里程碑。
新中国成立后，摆在中国面前的是一个经历常年战乱、千疮百孔的国民经济局面，如何在较短时间内实现经济恢复和发展，尽快地建立起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成为过渡时期的中心工作任务。1953年，我国确立了过渡时期的总线，即要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这条总线也被概括为“一化三”。
过渡时期总线拥有十分清晰的理论依据。社会形态的演进和变革，是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协调统一，不可能仅仅变革生产资料所有制或者仅仅变革生产方式。高度重视过渡时期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协同作用，在《农业合作化报告》第七部分中专门谈到了这个问题：“这些同志不知道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不能离开农业合作化而孤立地进行的。什么原因呢?......社会主义工业化一个最重要的部门——重工业，它的拖拉机生产、它的其他农业机器的生产、它的化肥生产、它的供农业使用的现代运输工具的生产、它的供农业使用的煤油和电力的生产等等，所有这些，只有农业已经形成了合作社的大规模经营的基础上才有使用的可能，或者才能大量地使用。”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