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史作传，稍不经心，便流于、刻意猎奇，《钱锺书生平十二讲》尊重史实，无哗众取宠之意。其史料来源的途径有三种：一是各种报刊、传记、日记、书信、年谱和文学作品、学术著作与笔记，二是作者实地探访图书馆、博物馆、故居等所得，三是当事人的。新鲜材料的比较甄别不用说，旧有材料也云亦云，而是另出手眼，善于从不同的视角加以利用。例如，在光华大学工作时的钱锺书，有一次北上看望尚在读书的杨绛，他们一起去动物园玩，园内最幽静的一隅有几间小屋，窗前有一棵松树，一湾流水，杨绛在《我们仨》中记道：“锺书很看中这几间小屋，愿得以为家。”钱之俊在写钱锺书对住房的要求时，联想到《我们仨》中的此句，眼明心细竟至于此。其中最有意思的是，运用钱锺书的文学作品、学术著作与笔记作为考证的材料。钱锺书在毕业时，有没有写过毕业论文？作者“估计”他没有写，佐证资料之一，是《围城》中方鸿渐在谈女人的聪明与才学时，“讨好”唐小姐的一段话：“那么，她毕业的那一年，准有时局变动，学校提早结束，不用交论文，就送她毕业。”这里的“时局变动”“学校提早结束”，正好与钱锺书自己毕业时的情形相吻合，故“不用交论文”，不啻夫子自道。在谈到钱锺书与拜门学生周节之的交往，引用了1948年《谈艺录·序》，还有《槐聚诗存》所收1952年《生日》诗注。钱锺书对学位的看法，除了《围城》之外，还引用了《宋诗选注·序》中谈科举制度的言论，《谈艺录》中对学业与举业的言论等。
钱锺书先生对传记的态度是：“自传不可信，相识回忆亦不可信。古来正史野史，均作如是观。”说得未免绝对，却是有感而发。不少作传者，或曲学阿世，或借人以传己，代不乏人，而钱之俊对人物的评判，就事论事，有褒有贬。例如，钱氏父子都有记日记的习惯，内容既有日常之事，也包含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