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6月，当潘菊拿到博士研究生录取通知书时，她心头一阵激动，连忙告诉一个当时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同学。同学给她回复了一封邮件，里面这样写道：“祝贺你加入一个在中国越来越垃圾的群体！”
同学的自嘲里隐含着诸多的无奈。如今，一年多的读博时光过去，潘菊并不承认自己是垃圾，但的确感受到了和当时那位同学一样的无奈、压力和困惑。
“在国外，导师为博士生做的事应该比博士生为导师做的事要多，而在国内，刚好。 ”武汉某重点大学管理学博士生远潇说，有些博士生就是导师的打工仔，而且没有报酬。
“我们这些留在国内读博士的人同样很优秀，但成绩与我们差不多的同学出国读博后，很快就出了，而我们在国内要出却很难。”远潇认为，博士生阶段是一个人学术生命最重要的时期之一，而国内的博士生培养机制没能给博士生提供良好的学术研究。因而，他们往往付出更多的努力也难以获得像同辈在国外取得的。
作为文科博士生，武汉某高校学博士生何军(化名)和远潇的生活比起来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比如个人支配时间很充足等，但学术上的困惑是共同的。
读博一年多来，何军很少有机会与导师就学术研究方面的问题交流。“只有逢年过节我们才能聚在一起聊一聊，平时很难见到导师”。
除了很少有机会与导师交流外，与同学交流的机会也不多。何军曾经提议与同专业高一级的博士生搞一个学术交流活动，但没有多少人响应，至今也没能如愿。
在远潇的促成下，他所在的研究所尝试着每周搞一次博士生学术，但在邀请其他相关专业的博士生参加时，却得不到回音。“相比之下，跟以前完全没有交流还是好多了，不同思想的碰撞会产生一些灵感，有些碰撞出的火花对研究是至关重要的。”
国外的研究多在形成期间就已经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所以能被广泛认可。而国内研究人员大部分是各自为战，其在国外被认可的情况也大打折扣，远潇说：“有些文章哪怕是第三、第四作者中有一个是外国专家，文章被收录被认可的情况就会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