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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肤病学和性病学以及法医学

    来源:本站整理| 作者:佚名 | 时间:2016-10-04 14:17:08

      皮肤病是一种比较顽固的疾病,在封建社会时期,治疗皮肤病靠的主要是中医的调理,但是到了近代社会,就可以通过西医对疾病进行控制和治疗了。那么在皮肤病学和性病学以及法医学方面,西医都有哪些建树呢?通过下文来具体了解一下吧。

      皮肤病学

      一、西方皮肤性病学的传入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外籍传教士医生,先后在广州、上海、厦门、宁波等城市开设诊所或医院,当时除了外科、眼科手术外,没有严格的分科,医生兼治皮肤病。在西方传教医生中,对我国皮肤性病有着启蒙作用者为嘉约翰,他于1874年和1875年在广州分别出版了《皮肤病新篇》(ManualofcutaneousDisease,即皮肤病手册)和《花柳指迷》(TreatiseonSyphilis)。

      在我国近代,皮肤病和性病发病率相当高。1886年,聂会东诊所的年报表中,皮肤病仅次于胃肠病,占病人数的第2位;1886年Park估计当时中国可能有15万麻风病人。1887年杭州传教士医生Main报告全年门诊10277人中皮肤病患者1213人,认为皮肤病多与卫生习惯不良有关。1915年北京对4000个家庭进行的生命统计中,梅毒占9%,皮肤病占%。1917年上海哈佛医学院对1913~1914年中国医院性病发病情况统计,2760例皮肤病患者中梅毒582例(约占21%)、淋病386例(约占14%)。

      20世纪初,各医学院校,先后成立了皮肤花柳科(棣属于大内科系统或属于皮肤泌尿器科),一些著名的学校;除了延聘国外皮肤科专家来华讲学外,还选派医师到欧美及日本留学,为我国培养出第一批皮肤性病学者,如陈鸿康、张乐一、蹇先器、胡传揆、穆瑞五、赖斗岩、林子杨、宁誉、于光元、尤家骏、杨国亮等。

      二、我国近代皮肤性病学的发展

      针对20世纪初我国特有的重大和迫切的医药卫生问题是如何防治传染性疾病,具体到皮肤性病学方面,当务之急是如何控制严重危害我国人民健康的性病、麻风及真菌性皮肤病等慢性传染性疾病的问题,我国皮肤性病学的开拓者及莫基人们在这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1、性病方面

      1918年王吉民著“中国梅毒之起源”及“中国淋病的起源”,探讨了我国性病的历史。1923年,广州市群众共5000人举行大游行,向社会呼吁,要求废除娼妓制度,取消妓女许可证。伍连德在1926年北京中华医学会上,报告了“中国的性病问题”,他搜集了8省城市及香港、台湾的资料,发现50.60%的成人受过性病感染。职业分布以士兵、警察最多,达35%以上。其次为商人占31%。伍连德强调要早治疗,并采取预防措施。l929年,协和医学院眼科毕华德在上海中华医学会年会上宣读的论文“中国人的梅毒性眼病”中提到过去7年中病人23713例中梅毒性眼病患者380例(血清瓦氏反应阳性)占1.6%。1934年上海雷氏德研究所写的包括华北、华南长江流域共25个医院28个单位合作的论文“中国疾病发病率分析”,皮肤病占各种疾病发病率的第4位。1941年胡传揆、刘永、陈国桢等从死后32小时的梅毒性心血管病患者的主动脉中分离出有毒性的梅毒苍白密螺旋体。1944年,胡传揆在“中国神经梅毒的调查研究”一文中,将神经梅毒分为:1、无症状型;2、脑膜炎型;3、脑膜血管型;4、脑血管型;5、实质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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