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他的人也对《南方周末》称，那段时间，感觉压力很大，“好比一个高速运转的机器，突然戛然而止，他的整个身体状况和状况，都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在“反思的上，也在无意中表露出昔日“非常时期”的心历程。
他感慨，“当我在很困难的时候，我就想起鲁迅的那段话。他说，如果有谁，从人生的高峰坠入低谷，他在这个过程中就可以发现的真面目。人情世故世态炎凉都会看得很清楚。”
看清世态炎凉的后来把主要精力放在了读书和研究上。
2012年6月，他曾撰文回忆，“2008年10月，受处分后十来天，我安顿、安慰好80高龄的老母亲，来到位于紫竹园畔的国家图书馆。”
关于那段“文学与出汗”加清茶淡饭的生活，描述，“虽孤寂清苦，却也乐在其中。每天读书不辍，渐渐，书读进去，人走出来了。”
也是在那段沉寂岁月，阅读了约三四千万字的图书资料，复印了几百万字的资料，写下了上百万字的读书笔记及摘录。他完成了《社会主义五百年》第三卷《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初稿，并着手对此前与黎元江合著的一、二卷进行修订、增补。
2011年4月，《社会主义五百年》由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全书共三卷140万字，出版后备受好评，一年内印刷三次。
其时的，已低调复出——此前的2010年12月25日，他将书稿交付出版社的当天下午，就来了电话，通知他下周到新单位报到。
新单位是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南水北调办”），的职务为党组、副主任，分管环保、财务等工作。
此后四年，除了“恶补”水利知识、做好本职工作，的主要生活仍是读书写作。
他把自己在玉渊潭南1号的办公室命名为玉渊潭书房，并在此地完成新著《求索——玉渊潭书房札记》。
该书出版于2013年11月，总计37万余字。在后记中写到，“与体制于当今中国，既是一个拂之不去、无法回避，跳不过、绕不开也拖延不起的问题。”
不过，就像曾经在深圳与网友对话、在山西公开做检讨一样，都能泰然处之。
他表示，“争议是好事，从来真理都在争议愈辩愈明。只要是讲道理，而不是遗风的、捧杀，我都敞开胸怀欢迎，乐于与之探讨。”
回归
2015年12月，把他的“乐于与之探讨”搬到大学课堂。
此前的2015年1月，62岁的他到龄退休。当月，在南水北调办岗位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期间，接受澎湃新闻专访。
他当时透露，正在写《社会主义五百年》第四卷，时间跨度为1965年-1978年，刚好横跨整个“”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