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的管理教育受益于中国经济和企业的快速发展，在未来这种受益还将持续。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全面深化、日益加剧的全球化竞争、日新月异的技术变化趋势，也对中国的管理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
记者：中国的管理类人才与欧美等国家的管理类人才差距何在？
钱颖一：从世界范围来看，商学教育界和商界的顶尖人才中鲜有中国人。当然，我国的管理教育起步较晚，发展的时间还比较短，所以与欧美发达国家有差距不足为奇。但有趣的是，我们与印度相比，也显得有某种差距。比如，哈佛商学院、商学院、康奈尔管理学院等国际顶尖商学院的现任院长都是印度人。但是国际顶尖商学院院长中目前还没有中国人。在全球财富500强中，微软的CEO、百事可乐的CEO、德意志银行的联执CEO、花旗银行的上任CEO都是印度人。然而，在非源于中国的世界级跨国公司CEO中没有中国人。这些出类拔萃的印度人的背景，大都是在印度国内念完本科或者硕士，再到美国等国家深造，之后进入商学院或商界。
这种现象是否与我们的人才培养有关系？我曾经认为，与印度相比，造成中国人缺席国际商界顶尖舞台的原因是语言障碍。不过，随着我国英语教育的不断发展，我国培养出的人才英语水平越来越高。我也曾经思考，是不是中国人的沟通能力出了问题，但现在觉得这并不是问题的本质。我猜测，这里可能的根本原因是我们的学生看问题的眼光、思考问题的方式、分析问题的方法等方面有很大的局限性。这些方面英文叫做“mind-set”，中文可翻译为“思维定式”或“模式”。这就与教育相关。
中国教育的优点也很明显。一是中国学生基础知识扎实，二是中国学生的平均水平很高。能够有这两点优势并不容易。这种人才优势在中国处于经济追赶期、向国外模仿学习的阶段有积极作用。但是，一旦走到技术前沿，真正站上国际舞台，我们的学生在创新能力、领导力上就显得不足。这与学生的创造能力、性思维能力的局限性密不可分。
记者：您说的这种能力，对于每个学生都很重要，对于管理类人才来说有什么特殊意义？
钱颖一：相比工程、技术类人员，管理类专业的学生毕业后往往更多地与社会打交道、与组织打交道、与人打交道，应具备的能力要更加综合。追溯商学院的历史，可以看到，在过去100年里，其名称是有一定变化的：20世纪初成立的基本都叫商学院，“二战”后成立的大部分叫管理学院，近些年，有人提出应该叫“领导力学院”，都说明对培养人才的综合能力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未来，无论学生是到国企、民企、外企，还是当公务员，或者自主创业，都要求我们更加重视对学生领导力的培养，其中就包括思维定式或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