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和我祖父毕竟年龄差距太大，有四十多岁，所以我祖父在我父亲面前比较严肃，年龄、时代摆在那儿。但父亲和我沟通就亲切随意多了。我们家父子、像朋友一样。
我母亲王蓁也是辅仁毕业的，她一直没有参加工作，在家里搞些英文翻译。她也喜欢收藏。我书房里挂的这幅纪晓岚的真迹，是我母亲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拿翻译的稿费买的，也就五块钱。到我父亲这一代更有融会贯通的思想。所谓中学为体，为用，虽然他们都没讲过这个话，但是在他们身上都得以体现。到我父亲这个年龄的人，几乎都没有旧学底子。只有周一良周先生和父亲情况差不多，我父亲比周先生小，他们有旧学底子，都是在家学习经史的缘故。此外还有杨宪益。杨宪益又到英国去留学，他的旧学底子也很好。有些比他们年长的人虽有旧学基础，但是一点不通。我父亲不搞外文，但是他的口语比我母亲搞外文的还好。我母亲做了很多翻译工作，容闳的第一本书《东渐记》是她译的，还有商务出版的《女权》等。我两个祖母文化都不是很高，她们对我母亲的评价很有意思，尤其我的老祖母，她是农村出身，文化也不高，但是她有一句话说的特别中肯。我母亲的英文名叫Jennis，她不会很好发这个音，一直叫我母亲“解乃司”，有点山东口音。她用带点腔的儿化音说“解乃司”是半新旧儿的脑子，意思是说我母亲既有传统的，守妇道，知礼教，又有新思想和新文化，可以说又传统又现代。我亲祖母人特别好，但脑筋不是特别清楚，讲话也不是特别多。我老祖母对我影响很大，她有些话虽然通俗，但让我印象特别深刻。比如对年轻人在众人面前表现比较亲昵的行止，她总说不可以，她有一句话来概括她的观点：“夫妻，下床君子。”她不会说梁鸿孟光的故事，但这个道理她可以说得很鲜活。她是山东诸城人，和康生是同乡同里，小时候也一起玩耍过。她小时候认识康生。那个时候康生家是大地主，她管康生叫张三少爷。当然，她出身比较低微，就是下中农吧。她文化也就初小程度，而且是缠足，但是跟着我祖父受熏陶，学会了很多东西，能唱昆曲和京剧小生。后来能看《红楼梦》，看，也能看，像《六祖坛经》什么的，都能看下来。我的亲祖母文化比她高，上过初中。人很厚道，但有点糊涂。这个老祖母则精明得不得了。她们这种关系肯定要斗斗嘴。我祖母常说“儿子是我生的”，老祖母就反唇相讥：“生是你生的，养可是我养的。”
您的堂叔叔、伯伯的情况如何，您能谈谈吗？
赵珩：我的叔祖父是赵尔巽唯一一个儿子，是他六十二岁生的，小名，名字叫赵世辉，字蔗初。他夫人是张作霖的女儿、张学良的妹妹张怀童。夫妻俩非常恨日本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举家迁到美国去了。1945年成立联合国的时候，我的叔祖父就是联合国高级雇员，所以联合国一直挂着他相片，他是联合国的终身顾问，一直到九十五岁去世，都在联合国工作。当时他们带出去很多钱，但是他们对子女很严，一点不骄奢。我的堂姑姑是学心理学的，我的堂伯父叔父都是学医学和科技的，老大是男的，学妇科的，是美国著名的妇科专家，已经去世了。他们到美国那么有钱，可是我的几个堂叔伯必须要下学后到街上去卖，大雪天里手都冻裂了，还要勤工俭学。不像现在咱们的富二代、官二代，许多是纨绔子弟。我祖父也很痛恨纨绔子弟的。我家里的家规，男人不许打牌，女人可以，但仅限于逢年过节。男人连扑克牌都不会，因此父亲和我至今都不会打麻将。但他们不是那种墨守成规、只重形式的家风，也是接受新思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