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在城里长大的唐伟峰则被一位工友的梦想所打动。这位工友的愿望是开有机农场，如今辞工去实现梦想了。唐伟峰认为，社会上不乏一些大老板或小资的人想做有机农场，但他们对土地的感受没有那么深。对于这些打工者而言，在优美的城市中打工，却无法享受看起来人人都能享用的公共空间，“他希望通过有机农场重新找回与土地的联系”。
“他们用劳动为城市做贡献，实际上却有被城市的感觉。”唐伟峰说，虽然聊天时只会聊生活琐事，但最后都会把问题归结为户籍制度，“没有户口就不能在深圳安家，对他们的发展也有”，“似乎户口是个贯穿始终的线索，聊到最后就会发现，这是整个群体都在承受的问题”。
对于打工者的创业梦，李长江希望给他们泼一点冷水。“很多人有创业、做养殖业的想法，但真正具备这方面知识和能力的人很少”。在李长江看来，更多打工者只是抱着“打工没前途，不去创业还能干嘛”的想法，却没有意识到创业背后的风险。
提及这些打工者，朱俐时常会用“底层”、“”等词语。但她坦言，“社会底层”并非她对这些打工者的价值判断，而是整个社会对他们的界定，也是一个客观事实。朱俐曾经接触了几位工伤后想的工友，“在自己的权益方面，他们很多事情需要帮助，也必须看到自己在社会中的”。
有位工友工作时触电受伤，智力退化到两三岁的程度，很难恢复成一个有自理能力的人。全家倾尽全力照顾他，也希望工厂能承担责任，但工厂只赔了几万块医疗费就不愿意付钱了，并且以劳动合同中显示的工作地点在郑州而非深圳为由，避免承担更多的责任。
“很多工厂签合同时，工作地点都是福利标准比较低的地方，然后将工人派到另一个地方工作”。朱俐说，在没有遇到这些事情前，工友都不会特别在意合同对自己权益的。虽然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整个学堂，都很难改变这个群体的境遇。“我们只是尽己所能，让大家了解法律知识和的方式，从小事做起”。
在学堂服务时，朱俐也尽量避免把自己的价值观给工友。“没有绝对的对和错，我们不会一味地让他们去，这是一种。”朱俐说，他们传递的并不是理想化的东西，“不是哲学层面、知识层面的东西，而是另一个角度看到的现实。”
“大学生并非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在学堂服务后，朱俐已不再想得与失的问题。曾有三位北大学生放弃了高薪光鲜的工作，长期在富士康为工友服务，这让朱俐非常触动。
如今读研三的李长江正准备申请读博，但每周末依然在清湖学堂教课。每届都有学生因为毕业、工作等问题要退出，和他同一届的志愿者只剩下唐伟峰，毕业后他们是否继续服务仍是未知数。如何看待学堂志愿服务的价值似乎成了学堂持续发展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