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长江已经记不起第一次上课的内容了，只记得讲得“挺失败”，“不知道他们心里想什么，学校里的话语体系他们未必能接受和理解”。比如“社会化”的概念，必须用通俗的语言或生活化的例子进行说明。
即便是教授技能的电脑课，学生志愿者也上得很吃力。“毕竟会者不难，难者不会。”李长江说，像菜单、快捷键这样的按键，也要耐心地给打工者。上课时也是教一步做一步。有的工友自己提前操作，等到不懂了又再问，如此反复让他感到很生气，“有段时间甚至不想上课了”。
尽管学生志愿者初期的课上得并不好，但很多工友还是把课听完。“他们很给我们面子，如果人都不来上课，我们也没机会把课上好”。当两个群体相互磨合后，学生志愿者很快就和工友们打成一片，工友不再称呼他们为老师，而是亲切地喊名字。
“都是年轻人，面对的问题也差不多。只不过他们的工作劳动强度更大，要承受更多的压力，比我们有更多的焦虑”。唐伟峰觉得和打工者的交流并无隔阂，时常相约到工友家里做饭、外出游玩，工友们也会到学校看望他们。
“他们说自己是北大的研究生，其实也没有什么，我也没去看他们的学生证。但他们人很好，能够耐心地我们，我很感激”。前来上电脑课的工友胡长伟并不在乎这些“老师”的身份，平时上不起昂贵的电脑培训班，如今学堂开班需要有人来上课，他也需要学习电脑技能，“我们都相互需要”。
“打工者并非所想般封闭”
朱俐发现这些打工者并非所想象的那样封闭狭隘，他们也有自己的想法，有对美好生活的畅想。
随着学堂志愿者的规模逐渐增加，学堂增设了英语、管理、与口才等课程，也采用小沙龙、圆桌会议等形式，让工友们发表意见，“志愿者不涉入、不主导议题”。在这种平等发言的氛围中，朱俐发现这些打工者并非所想象的那样封闭狭隘，他们也有自己的想法，有对美好生活的畅想，“毕竟有了理想才能付诸行动”。
上课时，他们发现女性工友的表达能力相对较弱，男女混班也使得一些女工友不好意思表达自己。为此，学堂专门针对女工友开设了女性提高班，组织女工友进行瑜伽、广场舞等活动，也引入了反家暴、反性、生理健康等议题。
刚开始讲月经如何形成、期间要注意什么及如何避孕、如何保持孕期身体健康等知识时，学生志愿者和女工友们都会觉得不好意思。但朱俐认为，这些知识对常年在集体宿舍中生活的女工友极为重要。
让志愿者感到意外的是，很多女工友都愿意说出自己被性的经历，遇到男同事性时她们会主动向上级反映。但如果的人是上级，也只能选择沉默。女工友来自不同的车间，很难有机会组成团体去，但在学堂里，女工们倾诉着自己的经历，也一起想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