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写作方式·“打深井”】
不但写意气风发
也要写性格缺陷
南方日报：现在市面上研究郑成功的专著非常多，您如何独辟蹊径呢？
张培忠：如果把海商集团当作是一个企业，郑芝龙是开荒元老，而郑成功就是一个继承人。郑芝龙商人的身份造成他人生的最大败笔，他过于精明，过于算计，在清兵南下占领福建的时候他选择了降清，郑芝龙降清时已带走了十多万人一起投降，剩下的已四分五裂，各据山头，郑成功可谓一穷二白，从头做起，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创二代”，经过，才逐渐把以前郑芝龙的资源收编和整合起来，一步一个脚印地做大做强。
我认为，在党时期重点研究农民；在执政党时期，特别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要好好研究商人。商人创办企业，提供就业，创造财富，是推动创新发展、促进社会进步的重要一环，我研究和写作郑氏海商集团，也蕴含着这种因素在里边。但目前我们对商人的研究还很不够，广东有非常深厚的商业传统和商业根基，例如十三行，从一口通商到六口通商，就像是一片的“试验田”。近现代的广东有很多写作的好题材，是一座文学的富矿，作家应该成为一个诚实的、聪明的矿工，找准自己的方向，然后锲而不舍地挖掘，致力于打一口文学的“深井”，要有自己的发现，在学术上才有价值，在文学上才有特点。也正因为我对郑成功的历史有了自己的发现，我才有写作的冲动，不然前人，包括已有汗牛充栋的研究，根本难以下笔。
南方日报：您曾说“写历史人物是为现实服务”，具体到郑成功身上对当下的我们有什么？您是怎样看待郑氏父子这种商业和军事相结合的运作模式的？
张培忠：这是一种很独特的模式，他们有海盗的特点，因为要才要进行贸易积累经济基础，海盗是一个历史现象，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海盗行为肯定是我们所反对的，但我们此时此际，从全球战略的视角来观察，在美国重返亚洲、若干邻邦在南海海域兴风作浪的形势下，我研究明末清初的郑氏海商集团，更多地是从层面上去看待它，用传统和血脉来接通它，海盗的冒险、进取、全球意识和商贸意识是很值得我们去借鉴和继承的。这本书的最大意义就在于其提振民族和增强忧患意识的作用，希望能为大家提供另一种口味的粮食。
以前我们不太重视海军，而郑芝龙郑成功的年代可谓是中国“海权”的全盛时期，后来康熙为了防止郑成功反清复明，才把从山东到广东的海岸线起来，实行“海禁”和“迁界”政策，这个政策不是出于经济考虑，而是考虑，但最终导致了整个国家的积贫积弱，到了甲午海战海军全军覆没，当时整个民族都溃散了。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号召要建立强大的海军，我们的海军建设才开始起步，但那时的主要策略是近岸防御，比较被动；直到以来实施近海防御，海军意识才得以开始建立。中国有3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因为有200海里经济专属区的法律，其实不单是国土之争，更是资源之争。如今陆地很多资源濒临枯竭，大家对石油、天然气的目光投向大海，海洋拓宽了财富开发的资源，所以，我们原来薄弱的“海权”意识必须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