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日报：您原本是打算写一部郑成功的传记，为什么首先专注于他们的海商集团？毕竟郑成功和张竞生是完全不一样的人物，研究的时候有什么困难？
张培忠：这得益于我在中山大学读EMBA时的导师中山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陆亚东教授，当时写EMBA毕业论文的时候我想和我的研究结合起来，那时我正在读郑氏海盗商人集团的史料，同时在课上陆亚东教授系统讲授了全球化、竞争和贸易的话题，我发现这二者非常吻合，而且郑氏海商集团时期是中国海权史上最强盛的时期，以史为鉴，正好为观察当前南海危机提供一个历史的独特的视角，在得到陆教授的认同后我便采用战略管理的理论去分析这个既是商人集团、又是武装集团的明末清初的跨国企业，这就是我跨界写作的原因，这本书也是文学、史学和管理学结合的一个作品。
当然，难度常大的，首先便在于史料的收集。因为郑成功的史料浩如烟海，不知从何下手，还有一些二、三手的史料需要花很多时间去考证，加上我本身有公务员的工作，只能利用业余的时间进行研究。目前这部作品主要讲海商集团，这只是一个侧面，第二部作品准备浓墨重彩写郑成功收复，这是他人生历史当中最华彩的一个篇章，希望明年底之前能够出版，这也是省委宣传部主要领导亲自抓的几部重点作品当中的一部，写完这一部后，我最终会用40万字的篇幅来创作《侠客与英雄郑成功传》，希望能更全面、多角度、立体化地展示和分析这个人物和那个时代。
南方日报：从学术和文学相结合的写作方式中有没有找到一些写作规律能让作品被读者更好地接受？您写作的对象都是广东历史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但因为广东也是一个很大的移民城市，一些年轻人并不是太能找到文化认同感，如何让广东的传统、历史和人物更被年轻人和新广东人接受？
张培忠：这是一个重要而尖锐的问题，最近广东主要领导讲到“广东文化不够鲜明”，确实是切中要害，我们以往没有把丰厚的文化资源利用好。其实广东是一个文化非常有特点的地方，从近现代开始到，广东都是在经济上“唱主角”，文化人缺位。
广东文化有很多好东西，但是没把它“端”出来。所以，文艺工作者和文化工作者要积极响应领导的号召，找准，有所作为，把广东文化的品牌擦亮、打响。首先要挖掘。我们要了解我们的“家底”，对家里的好东西做到心中有数。我的业余研究与写作主要也是挖掘，《文妖与先知》我挖了20多年；其次要提升。要用现代的去灌注它，重新解读它。就像今年是六祖慧能圆寂1300年，如果还用旧的眼光去看《六祖坛经》的话，它的时代就无法。当年提出“卑贱者最聪明”就是把《六祖坛经》中“下下人有上上智”的观点换一种时代解读，我们需要对这些资源进行现代。最后要整合。要在新的平台上对优质因素进行有效整合，积极实施“平台战略”，平台十分重要，你在多大的平台上进行整合，就在多大的层面上成就你的事业。如同乔布斯的苹果很多技术都是别人想出来的，但是他这个平台，又整合这个平台，好产品就能源源不断地创造出来；索尼曾经引领世界潮流并且有很多原创，但不善于整合，正如陆亚东教授所言，“苹果一整合，索尼就垮掉”，我认为这常到位的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