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形成的知识基础和社会背景，读懂那个时代历史学家思想变迁的“是什么”和“为什么”，提供一份。朱先生与霍布斯鲍姆一样，都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坚守者。无论是在课堂上、公开，还是在著述中，朱先生都唯物史观的方法，从不违言。他曾说：“我仍然以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辩证方法，最有助于我看清历史是怎么回事。但我也不吸取别家的方法。在我看来，方与世界观没有必然的联系。”（《壶里春秋》，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页358）的朱先生从不回避死亡，更不放弃。在一年零八个月的生病期间，朱先生自始至终表现出的大无畏令人。为了保持思维和意识的，他注射吗啡，全凭毅力控制晚期癌症的疼痛。2010年7月28日上午，先生进入手术室，当他躺在手术台上等待麻醉时，脑海里浮现出“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的诗。瞬间，他感受到了离别的滋味。术后，朱先生多次谈起这首李商隐的诗和他当时的感觉，他很坦然，而我们心中却有着无尽的悲哀，更不如先生那样勇敢地去面对。朱先生出生于医学世家，少年时期就了家中所藏的医书。“”后期，他研究自然、中医学和中医文化，思考古老的医药学的价值、中医学与的关联、中医学与的契合、中医蕴含的辩证原理；从自然史和观念史结合的角度探讨《黄帝内经》的文化本质，并在上世纪90年代形成研究文字，提出“中医学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在中国文化史的研究中，目前仍属于探讨不足的领域”。患病期间，负责朱先生中医调理与治疗的是上海中医药大学的王庆其教授，王教授是国内研究《黄帝内经》的权威学者。朱先生说正好可以与他探讨《黄帝内经》，并希望以自己的疾病为研究案例去看看中医的效果。朱先生曾说“我至盼中国医学文化研究，能够更多地注意中医学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在我看来，人类世界向现代化，是个整体进程。”（《壶里春秋》，页357）手术恢复期间，朱先生常说：只要给我三五年时间，让我把一些事情做完。2011年是辛亥一百周年，朱先生计划要写四篇文章，病房里放满了相关资料，题目都想好了。他说，一百年了，我要好好谈谈孙中山。但终因多次入院治疗而不得不搁置，最后以记者形式，发表了《朱维铮：中国的只能通过内部的力量》一文。2011年4月，上海肿瘤医院作出癌症转移的结论，医生和决定不将这消息告诉朱先生。他依然在想还有些文章未完成，苦于体力不支，在医院又不能写作，很是焦急。于是我曾试探地劝先生，是否可采用方式，让研究生记录下来之后，再由他修改，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能让先生留下一些资料。起初，朱先生答应了，但试了几次，可能是因为不适应也就半途而废了。在朱先生最后的日子里，我们看着先生一天一天地虚弱下去，却没有一个人敢对先生说作回忆录之类的话。因为他与我们见面就谈研究生的论文，甚至研究生毕业的工作问题他都要关心。朱先生在面对哪怕是他最亲近的学生时，也不曾流露出一点病痛的样子，尽管那时他的吗啡药剂量已达每日50克，为了不影响思维，他注射吗啡，加大剂量。每次我们去病房，他必定下床，穿好衣服罩上病号服，端坐在椅子上与我们交谈，实在痛得不行时，就站起来走两步。在这段时间里，我们从未在先生脸上看到过他于病痛的任何神情，直至2012年2月28日中午，朱先生从医院打电话给我：“高晞，我今天很不好，你赶紧过来。”我与邓志峰赶到医院后，朱先生告诉我们，今天上午昏睡了三个小时，大汗淋漓，被子和褥子都湿透了，他说：“奇怪的事，你和在帮我换床单和衣服时，我什么都知道，就是醒不过来。”他下床坐在椅子上沉思，偶尔说句，“究竟是什么原因呢？”“难道是药物反应吗？”之后两个小时里，他一直处于静思的状态。这是第一次，朱先生在学生面前表现出对疾病的担忧，那天，坐在先生面前，我真的很害怕，静得太了。两天后，朱先生再次打电话要我早点去医院，他对我说：“我自生病以来，有很多人我做史，我都没有同意。这两天我在想，王元化先生和章培恒先生当年想作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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