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讨论个人如何作出决策开始，然后考察人们如何相互交易。所有这些决策和相互交易共同组成了“经济”。后三个原理涉及到整体经济的运行。
世界生活水平的差别是惊人的。1993年，平均美国人的收入为2.5万美元。同一年，平均墨西哥人的收入为7000美元，而平均尼日利亚人的收入为1500美元。毫不奇怪，这种平均收入的巨大差别反映在生活质量的各种衡量指标上。高收入国家的比低收入国家的拥有更多电视机、更多汽车、更好的营养、更好的医疗保健，以及更长的预期寿命。
随着时间推移，生活水平的变化也很大。在美国，从历史上看，收入的增长每年为2％左右（根据生活费用变动进行调整之后）。按这个比率，平均收入每35年翻一番。在一些国家，经济增长甚至更快。例如，在日本，近20年间平均收入翻了一番，而韩国在近10年间平均收入翻了一番。
用什么来解释和不同时期中生活水平的巨大差别呢？答案之简单出人意料之外。几乎所有生活水平的变动都可以归因于生产率的差别——这就是一个工人一小时所生产的物品与劳务量的差别。在那些每单位时间工人能生产大量物品与劳务的国家，大多数人享有高生活水平；在那些工人生产率低的国家，大多数人必须贫困的生活。同样，一国的生产率增长率决定了平均收入增长率。
生产率和生活水平之间的基本关系是简单的，但它的意义是深远的。如果生产率是生活水平的首要决定因素，那么，其他解释的重要性就应该是次要的。例如，有人想把上个世纪美国工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归功于工会或最低工资法。但美国工人的真正英雄行为是他们提高了生产率。另一个例子是，一些评论家声称，美国近年来收入增长放慢是由于日本和其他国家日益激烈的竞争。但真正的敌人不是来自国外的竞争，而是美国生产率增长的放慢。
生产率与生活水平之间的关系对公共政策也有深远的含义。在考虑任何一项政策如何影响生活水平时，关键问题是政策如何影响我们生产物品与劳务的能力。为了提高生活水平，决策者需要通过让工人受到良好的教育，拥有生产物品与劳务需要的工具，以及得到获取最好技术的机会。
例如，过去10年间美国许多争论集中在的预算赤字上——的支出超过了收入。正如我们将要说明的，对预算赤字的关注主要根一据它对生产率的不利影响。当需要为预算赤字筹资时，它就要在金融市场上借钱，这就像学生要借钱为上大学筹资，或者企业要借钱为新工厂筹资一样。因此，当借钱为赤字筹资时，就减少了其他借款者所能得到的资金量。这样，预算赤字就减少了人力资本（学生的教育）和物质资本（企业的工厂）的投资。由于现在的低投资意味着未来的低生产率，因此，一般认为预算赤字了生活水平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