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提出一个问题与大家讨论：如何用战略思维来研究中国的和政治经济学？关键词是“战略思维”。
最近，为总结中国40年，有关方面出了一套丛书（共13部,今天与会的张卓元先生为编委会负责人之一），其中，按研究专长责成我负责撰写《所有制与创新中国所有制结构40年》一书。经过我和我的研究团队在过去40年研究积累的基础上干了两年多，终于在今年4月23日“世界读书日”出版、发行。
写作中，我深深体会到，要用战略思维来研究中国的问题，首先要尊重历史，尊重人民群众创造的历史。在书中，我引用了习同志的一句话：“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它记录下每一个国家走过的足迹，也给每一个国家未来的发展提供。”这里的精髓是“记录”。
在书中我力求按“记录”来要求自己。写成绩，“不虚美”；写问题，也“不掩饰”。特别是对历史上的一些符号性人物尽量还原本相。如1978年11月24日小岗村18户农民的“大包干”，以及今天《》播的中国“10101号”工商营业执照的领取者温州人章华妹等等。对他们在史上的作用，都“记录”下来，并有相应的评价。
但也有的进展不太顺利。如，中国国有企业“第一声炮响”是哪里开始的？是四川。1978年10月份（十一届三中全会是12月18日召开的），他们10月份就下达了“扩大国有企业自主权”的试点文件，体现了四川省委和四川人民的一种历史主动。
大的事件写上了，但是在写符号性的“代表人物”的时候，我遇到了麻烦。5月3日，在有关部门请我谈如何总结中国40年的时候，我：我们能不能在纪念中国40年这样一个历史时刻，很谨慎地、地、稳妥地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现在大国博弈激烈，应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民族内部矛盾能化解就化解。对一些在史上起作用的人物，应该像习同志说的那样：“记录”。一句话，“历史不能只露半边脸”（我在《所有制与创新中国所有制结构40年》写了这句话）。
中国40年的，既不拘泥于传统的或称“经典的”体制模式，也不拘泥于当代某些国家的现存模式，而是用中国人的世界观和方，对当代一种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的新体制的探求。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创举。
这种探索是需要理论勇气的。这里顺便回顾一件《经济研究》编辑部支持探索的往事。1989年下半年之后，中国的理论界和社会上出现了一股否定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错误。谷书堂老师带着我写了篇《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论纲》，《经济研究》编辑部顶着当时的政治压力，在1990年的第6期全文刊发，并且特意放在《经济研究》的卷首。《新华文摘》当年第9期全文转载。《经济研究》编辑部表现了难得的理论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