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主要依托万得（Wind）和国泰安（CSMAR）数据库采集微观制造业企业层面的时间序列数据、截面数据和面板数据，采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法（SFA）和数据包络分析法（DEA）测算企业产能利用率，并从产权分层（国有和民营）、地区分层（东部、中部和西部）、产业分层（制造业 28 个产业）和年份（2007~2015年）的视角展开对中国制造业企业产能过剩现状、特征和趋势的分析。
关于企业产能过剩的成因有待进一步的和梳理，目前，尤其缺乏将外部独特制度与企业内因相结合展开对企业产能过剩的研究。研究在系统梳理企业产能过剩的成因及生成径的基础上，采用成本函数模型解析体制扭曲、资产专用性、资产锁定和产能过剩的微观机理，基于企业产能过剩“体制扭曲×资产专用性”交互作用的资产锁定模型和以研发强度、财务杠杆为中介变量的径模型，依据中国制造业上市企业数据，采用多元回归方法检验体制扭曲、资产专用性和资产锁定对企业产能过剩的影响。
企业产能过剩与国际化治理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一个“黑箱”。研究将采用成本函数模型解析企业外向国际化和内向国际化对资产锁定效应克服和产能过剩化解的影响机制，并应用中国制造业上市企业样本数据，采用多元回归方法验证企业产能过剩国际化治理的成效，以企业产能过剩国际化治理的微观机理，即企业遵循“外向国际化+内向国际化—产出增长效应+技术提升效应—资产锁定克服+产能过剩化解”的径实现产能过剩的化解。
产能过剩有宏观、中观、微观不同层次的界定，其中，宏观层次对应国家层次，中观对应产业和区域层次，微观对应企业层次，微观企业产能过剩的问题构成了中观产业层面和宏观国家层面产能过剩的微观基础，从企业的微观层面展开产能过剩程度、成因及其化解的研究更具有现实的意义。同时，对既有研究的归纳整理发现，相对于中观的产业层面和宏观的国家层面的产能过剩的问题研究，微观企业层面产能过剩问题的研究相对薄弱，这也是论文基于企业层面展开产能过剩问题研究的重要原因。
E.Chamberlin（1933）基于企业利润最大的目标，最早从经济学的角度提出了持续的产能过剩现象，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导致厂商平均成本曲线（AC）高于边际成本曲线（MC），即厂商不能在最优的水平进行生产（MinAC，MC=AC），至此揭开了产能利用和产能过剩研究的序幕。在此基础上，E.Chamberlin（1947）提出从不完全竞争角度诠释产能过剩的问题，指出完全产能（产能产出或充分生产能力）应被定义为完全竞争均衡条件下的产出水平（MR=MC=AR=P 或P=SMC=SAC=LMC=LAC），并认为是不完全竞争引起了经济组织的无效率，从而导致了产能过剩。Harrod（1934）和 Cassels（1936）认为产能过剩是指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厂商的长期均衡小于最优的产能规模，这里的产能规模即长期平均曲线（LAC）最低点对应的产量。Cassels（1936）进一步拓展了关于产能过剩的概念，认为产能过剩是充分产能与实际产能之间的差异，并采用二分法把产能过剩分为短期产能过剩和长期产能过剩，其中，短期产能过剩与固定因素相关，并导致企业不能根据市场需求的条件做出产出规模的最优化调整，因此形成企业的短期不均衡；长期产能过剩与所有因素相关，由于其导致资源的持久闲置，长期产能过剩的问题更为严重，典型的例子便是公共事业性产业（水、气和电产业），如果它们可以被高效率的利用便会给国家增加更多的福祉，关于产能过剩的这一定义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但是，上述关于产能过剩的共同的缺陷在于忽略了基于福利经济学中关于社会成本的作用，于是 Ferguson 和 Hill（1956）对基于私人收益最大化的产能过剩的定义提出了质疑，并基于对 Chamberlin、Harrod 和 Cassels 关于产能过剩的比较分析，认为基于社会标准即用消费者效用最大化替代利润最大化的产能过剩的定义更具有合，即产能过剩是实际产出与社会边际成本（SMC）最小化对应的产能之间的差距。因此，基于边际社会成本的考察，产生正外部性的经济活动的产能相应不足，而产生负外部性的经济活动的产能相应过剩，这样看来，实现高投入、高污染、高消耗和低效益的落后产能的退出未尝不是一件“好事”。Klein（1960）认为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厂商的均衡产出即为平均成本曲线最低点时的产出，但在垄断竞争条件下，厂商的均衡产出低于成本曲线最低点时的产出，两者之差便是过剩生产能力，可见，垄断竞争条件下的过剩生产能力是企业基于利润最大化目标的一种选择。Klein（1973）认为产能过剩是实际产出对在没有考虑延长工时，但考虑了休假和正常维修的正常投入条件下产出能力的偏离。Morrison（1985）认为产能过剩是厂商实际产出小于均衡状态产出的状态。而“均衡状态”指在价格、固定投入与技术不变的条件下，厂商达到的并且没有动力调整的产出水平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