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其他门类项，诺贝尔经济学对中国而言，基本还处于看别人热闹的阶段，连中国人何时得的焦虑，都连带降低了几分。
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给予哈佛大学奥利弗·哈特和麻省理工的本特·霍姆斯特罗姆（Bengt Holmstr？m），表彰其对契约理论做出的贡献。人类社会因契约而缔结，两人贡献实至名归。正如颁词所言，他们提出的全新理论工具，“对理解现实生活中的契约、制度及契约制定中潜在的陷阱等问题具有重要价值。”
对于皇家科学院来说，今年的选择很合理，回归微观，也有回归制度经济学的意思，也是经济学家对真实世界关注的努力的承认。
两位经济学家，一个英国人，一个人，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并不陌生，尤其是哈特。哈特资历不浅，90年代就来过中国，当时是参加“京伦会议”。这次会议被中国经济学家钱颖一视作经济政策研究推动中国经济的三个案例，前两次是莫干山会议和巴山轮会议。这次会议背景是在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之后，建设市场经济基本框架成为重点，当时中外经济学界在京伦饭店召开“中国经济体制的下一步”国际研讨会，除了哈特，青木昌彦、麦金农等人也参加了这次会议。钱颖一评价，与巴山伦会议以宏观经济学为主线不同，京伦会议则是“以微观经济学为主线，特别是围绕着转轨时期的产权、公司治理结构、债务重组和破产程序等”。
两人的研究，放在更宏大的背景之中，如何评价？新古典经济学传统上将企业视为一个简单的黑箱，最理想化的黑箱，自然就是在经济学101里完全竞争市场中作为价格接受者而出现的企业，它可以被简化为一个生产函数。有一段时间，新古典经济学家们很反感制度经济学家打开黑箱的努力，这对于他们建构自己漂亮优美的一般均衡模型没有帮助。后来，看到后者锲而不舍的努力，新古典学派大致是之。
制度经济学家们的一个重大研究领域，可以归在“企业理论”这一大旗之下，哈特与霍姆斯特姆的研究也大致可以归在这一范畴内。企业理论研究一些很明显的问题，例如，如果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可以通过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为什么不能使用契约关系处理所有的经济活动，而要求企业存在？企业与市场的边界在哪里？企业内部如此复杂的结构，如雇佣关系、所有权结构、融资结构，是怎样决定的？这一系列问题的解答者包含着许多带着辉光的名字。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被用来解释企业的存在，阿尔钦重视监督成本的概念，威廉姆斯则分析了所谓资产的专用性在企业中的作用，甚至更加久远的奈特，其著名的“不确定性”概念也被联系到企业理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