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研究的“两分”也因此推进到了“三层”—从经济学，到金融学，再到新制度学。新制度学在金融分析的基础上，有了社会，文化，伦理，的浸染。在现实中，当经济这台庞大机器的主导力量—市场还是—发生改变，那我们底层的分析框架也要从经济学往上推—到金融学、到新制度学，直至学。
去年那个等待、忐忑的春节，我读完了《作为意志与的世界》，在节后第二个工作日等来了黄老师的电话。它给了我思考宏观的另外“两分”—经济学与学不同的框架。
在古典经济学那里，是人；在更加现实的凯恩斯那里，是门外人；在新制度学那里，是平起平坐的兄弟。在“学”那里，成为主导者。这是处理从个体到总体的加总过程，从个人导向集体非的过程。处于两个极端的经济学、学的分析框架是不同的。
前者分析的是滋滋以求经济利益，被“意志”控制的人；而后者则以追求“意志”为主导。这样的不同，决定了决策的出发点、合成机制不同。这是我们考虑政策出台时最值得重视的一点。
周期的核心决定因素在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看来是“人口”和“技术”。但当我们承认金融对经济的反作用，承认金融周期。金融、经济周期实际是人对“意志”—财富—疯狂追逐的结果；历史周期是人对“”意志疯狂追逐的结果—正如那句话，“周期无非是人性的”！
凯恩斯说，要拜托时间和(信息，认知)的力量支配，我们不得不依靠。郑永年说，没有力量约束和对抗市场，会最终发生危机；同样，没有力量约束、对抗、均衡，也会最终发生危机。关键是二者发生危机的性质，形式和时间长短不一样。
在经济学的古典主义者那里，货币是商品，金融是面纱；在凯恩斯主义者那里，货币是资产。在他和他的前辈维克塞尔那里，我们已经看到了打通经济学、金融学的尝试与努力。可却就此止步。
在新制度学那里，货币是一种金融。米塞斯说，货币供给的变化是，控制的银行及其恩宠的集团部分地社会中其他集团财富的一种手段。货币是对特定阶级的福利—放货币，福利来了；收货币，福利要上收。对资产价格而言，重要的是这里的时间差与结构性。
黄老师说“货币是心灵的符号”。我与你交换的只不过是对同一物不同的心灵的度量。从这个角度，货币只不过是载体和工具，央行想要扭转的也不过是人们的预期。预期的改变再作用于行为。这样认识就不会再机械地认为，货币收，福利没了，资产价格要跌。当预期扭转，收了的货币只会在“丛中笑”。再一次，我们将问题推到了那两个根本，存在和认知及其反身与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