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记者回忆说，有一次看见易纲独自一人前往酒店，正通过安检时，记者跑上去追问。尽管采访来的有些突然，一连被问到三个关于宏观货币政策的问题，易纲沉着冷静没有一丝回避，而是准确、精炼地回答了提问。
对于中国是否会跟随美联储的脚步加息，易纲说，这还得考虑国内需求为主，具体要看经济、物价等方面。“我觉得还得再看一看。”至于降准，他说，应当综合研究，尽管当下我国外汇占款持续减少，但流动性还是正常、稳定的。
记者还要继续追问，他了一贯的原则，“今天就到这里吧。”因为宏观经济政策会影响市场，央行官员更可能引起市场强烈反响。
而在学术讨论时，易纲又总是展现他学者的风范。讨论遇到焦点问题时总是免不了唇枪舌剑，而易纲始终温和表达、从容应对，引用数据、联系实操，往往一语中的，让对方心服口服。
2016年，发展高层论坛上演了一场关于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激辩。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观点鲜明，担忧我国放缓了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进度。因为工作报告把“加快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改成了“稳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从“加快”到“稳步”，一词之差，政策基调大变。
本来不是发言嘉宾、全程在观众席上聆听的易纲在所有嘉宾发言结束后，在发言，指出“加快”是“推进”，而“稳步”是“实现”，回应了对放缓的质疑，寥寥数言扭转了整场讨论的结论，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留美多年、并成为同批留学生中最早获得美国大学终身教职的易纲，在国际舞台上也游刃有余，其智者风范为境外所熟悉。
易纲与前任美联储伯南克在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一场论坛上也有过一次激烈的交锋。当时，市场刚刚经历了2015年8月11日新汇改带来的波动，中国央行面临着“保汇率”还是“保储备”的监管抉择，加强资本管制的呼声不绝如缕。
伯南克等国际顶尖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国难以突破“三元悖论”（货币政策性、稳定的汇率和资金流动不能同时实现）的，陷入了资本管制和人民币大幅贬值的两难选择。
易纲非但没有回避这一质疑，反而把话题拉回到“三元悖论”上，针锋相对地提出，“三元悖论”在实际上可以灵活运用，中国不必必须放弃其中“一元”，央行可以在“三元”的三个目标上各取一部分，实现最优结合。此次辨论让易纲在国际上的声誉大增。
作为货币学派的典型代表，易纲多次在重要场合被周小川介绍为“负责央行的各项工作，主管货币政策与国际业务”。而作为周小川的“老搭档”，易纲以央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的身份，从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到推进并收官利率市场化，再到力促人民币成功加入SDR货币篮子，可以说，我国金融的重大事件，处处都有易纲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