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年留学生涯中，易纲分别在哈姆林大学工商管理专业、伊利诺大学经济学专业学习，并获经济学博士学位。此后便在印第安那大学经济系任教长达8年，1992年年仅34岁便在印第安那大学获终身教职，成为上个世纪80年代出国留学的华人教授群体中，最早获得美国终身教职的人。
“30岁以前，我的研究领域主要是计量经济学，曾经在美、欧学术期刊上发表过十几篇有关计量经济学的论文。其实，我真正的研究兴趣是中国经济，中国金融问题，特别关注‘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这一命题。在我感到生计比较稳定之后，就把几乎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到了有关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之中。”
1988年我国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不得不进行惊心动魄的价格，而由价格放开引发的抢购潮，成为10年中最大的一次经济波动，通胀率一度达到27.9%，央行紧急叫停“物价”，对经济实行全面“治理整顿”。
1988年严重的通货膨胀成为远在美国的易纲当时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当时弗里德曼“一切通货膨胀都是货币现象”观点传入中国，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货币超发是通胀高企的根源。
随后易纲发表了8篇英文论文，全部聚焦研究中国通货膨胀、价格波动和货币需求之间的关系。他研究发现，中国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快速增长主要是因为经济体制使经济的货币化程度不断提高，产生大量的由于体制变革造成的货币需求，所谓经济学家所言的储蓄和货币悬空并不是主要原因。
1994年，是易纲人生又一个重要转折点。作为一直从事研究经济和金融问题的学者，其实易纲的心早已和大洋彼岸连在一起，这一年告别了美国优越的中产阶级生活的他只身回国，一边在母校大学任教，教授计量经济学，一边继续研究我国金融经济。
“记得有一次易纲老师讲课，有位同学发表了一段独到见解。易纲老师鼓励那位同学说下去，之后提出一个让我们闻所未闻的教学方式。”一位学生曾回忆称，易纲说，从下节课开始直到学期末，我不讲课了，你们自己有足够的能力把这门经济学原理讲得更好，每次两小时的课都由一位不同的同学上来讲，这位同学要自己备课，并且课堂上回答大家的问题，以后我就坐在和你们一起听课，打算报名讲课的同学在每周提前到我这里申请。
1994年8月初，北大勺园5号楼的106房间，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易纲成为创办的六君子之一。
国内经济已经走出了1990年整顿的低谷，在南巡讲话的带动下，全国都在大干快上，热火朝天。经济很快由紧缩变为过热，物价已经开始明显上涨，通货膨胀的压力很大。易纲在1995年接受采访时分析了这一问题，“央行想尽办法控制基础货币，可是外汇占款却在‘跑冒滴漏’，增加了基础货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