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他是北大学子；24年前，作为海归教授，他和林毅夫等联手创办了北大国发院前身——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21年前，他“学而优则仕”，加入中国人民银行，如今，60岁的他成为中国央行新掌门。他，就是易纲。
易纲，作为一名资深“海归”，由他担任央行行长，给世界了中国将继续支持全球化的信号。同时，过去20多年，在央行、外管局、中财办等多个岗位历练过的易纲，对于中国与经济、金融系统都有着深刻的认识。
梳理易纲的学术经历与旅程，我们可以看到一位学者的思想脉络以及身处经济“中枢”时的决策过程。这是一段四十年的个人史，也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庙堂史”。
易纲，1958年生于，当过知青，1977年高考恢复后成功考取北大经济系，1980年公派留美，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1994年毅然回国……
易纲的个人成长史，就是一部当代史。他日后的诸多经济学思考与实践，触发点往往是他的日常生活经验。
“这年我19岁。先生果断恢复的高考，改变了我的一生。”四十年后，易纲回忆1977年12月冬天的那场高考时，如是写到。
“我是直到最后时刻才报名高考，本想考理科数学系，后来觉得时间太紧，没有时间复习物理和化学了，所以选择了报考文科。我的第一选择是（后来的法律系），因为听说需要政审，我的家庭出身有问题，就改报经济学了。”
1977年，恢复高考的决定改变了一代知青的命运，19岁的易纲告别了下乡生涯，成功考取大学。1977级在新中国历史上也成为难以复制的一代，那年冬天570多万考生涌入考场，最后录取率仅为4.6%，被淹没了十年的人才集体爆发。易纲北大经济系1977级的同学当中，毕井泉、海闻、刘伟、张小强、石小敏……都成为日后叱咤中国经济界响当当的人物。
后来易纲在谈及这段海外留学的经历时透露，刚到美国时兜里只揣着2美元，吃饭和零花钱必须得自己打工。“当时出国只让换两美元的外币。我去了之后，每个星期在学校食堂洗三次碗，每次洗三个钟头，开洗碗机流水线，我可以挣一些零花钱。”
他说，“我后来当上助理教授之后，税前一个月是几千美金，我妈妈是一个小学校长，管几十个老师，几百个孩子，很多个班级。那时候我妈妈一个月只挣99块人民币。而我20多岁，一个月挣几千美元，一周只上两天课。我就在思考，这个差距怎么那么大？后来搞经济研究和货币政策，实际上跟我的经历，以及这个反差是分不开的。”